9 月 20 日,AI&Society 學術沙龍第 18 期在上海舉辦,著名經濟學家、複雜性科學先驅布萊恩·阿瑟(W. Brian Arthur),進行了以《Where is technology taking the economy (科技把經濟帶往何方)》爲主題的演講。講座錄播 視頻 已經出爐,本文是對阿瑟講座主要內容的編譯整理。

原文標題:《布萊恩·阿瑟:科技進步引發的分配難題有解嗎? | AI&Scociety 第十八期》
作者: Brian Arthur
編譯整理:Leo
審校與編輯:劉培源、李倩雨
來源:集智俱樂部

曾有一次,在挪威奧斯陸機場,我正準備登機。一臺值機設備打印出了登機牌,另一臺打印出了行李標籤。一臺電腦屏幕告訴我該如何把行李標籤帖在行李上,另一個屏幕指示我把行李放到傳送帶上。整個流程,我都沒有遇到任何人。雖然不是什麼大事,只是我隱隱約約地覺得沒有「人氣兒」,我們的世界正在悄然發生變化。

這種變化並不是剛剛興起。長久以來,互聯網、雲計算、大數據、機器人、機器學習、和現在常常談論的人工智能爲代表的一系列技術匯成了一股促進經濟發展的強大推力。由此,經濟學家認爲,我們正處於一場數字經濟的變革中。但是,新的技術到底如何影響了經濟?這些影響的意義是否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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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技術不僅僅是一種虛擬的經濟體,也是外部化的智能。它極大地促進了這些領域的能力,卻也在一點一點的拋棄人工勞作。

經濟將進入一個嶄新的時代。其實現在已經發展到了這樣一個階段:能生產出每一個人所需的產品,但是生產這些產品所提供的就業機會卻正在慢慢減少。

image (77).jpg布萊恩·阿瑟

因此,在這個新時代裏我們要面臨的問題不是生產的問題——不是生產多少的問題;而是關乎分配的問題——人類要如何分配這些生產出來的產品。從貿易政策到政府項目再到商業規章,在未來這一切都將通過分配來評估。政治將會變革;對自由市場的信念將會動搖;社會結構也會發生變化。

我們仍然處於這一變革的開端,但這將會是一個影響深刻且甚遠的變革。

經濟學家 Brian Arthur:當工作先於凱恩斯的預測成了稀缺資源,我們的人生意義何在?20 世紀中葉以來,數字技術的多次形變爲經濟發展提供了週期性的動力

數字革命的第三次形變

數字革命大約每二十年就會發生一次形變(morphing),給我們的生活帶來本質的改變。每一次形變都是由技術引發的;每一次形變都會給經濟帶來本質的變化。

第一次形變發生在 20 世紀 70 至 80 年代,由微處理器和存儲器組成的集成電路引領了這一次的形變,這一技術突破促進了計算機的小型化,並提高了運算速度。

第二次形變發生在 20 世紀 90 年代至 21 世紀,這次形變給人類帶來了數字連接(connection)。通過,電話線、光纖、衛星通信本地計算機和全球的計算機網絡得以連接到一起。

第三次形變就是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大約從 2010 年開始,一些不起眼的小變化出現了,價格低廉的傳感設備無處不在——雷達 、陀螺儀、磁傳感器、壓力、溫度、流量和溼度傳感器——成百上千的傳感設別都接入了無線網絡。我們從中獲取外在世界的狀態與變化信息。

令人吃驚的是,這些算法並不是從嚴格的邏輯推理中設計出來的。實際上,人工智能算法通過使用海量的數據來建立連接並得以應用——識別貓咪和人臉;根據無聲視頻讀出脣語;決策是否發放貸款。

智能算法並不具備天才般的推理能力,而是通過大量數據得出的統計學相關性,找出答案。當然,這份「聰明」的背後也包含着工程師大量的工作。

這是計算機給我們的第二個驚喜,它能做那些以前我們認爲只有人類能做的事情——聯想(association)。

經濟學家 Brian Arthur:當工作先於凱恩斯的預測成了稀缺資源,我們的人生意義何在?藉助海量數據,人工智能得以具有「通過聯想得出答案」能力

外部智能的到來

聯想智能(associative intelligence)常常被認爲是數字技術的另一項進步,一些經濟學家也持有這樣的觀點。但是我覺得意義更加深遠。

在這裏,「智能」並不意味着能進行有意識的思考、演繹推理、理解」。這種「智能」意味着機器有能力做出恰當的關聯,或者說,在一個特定的領域中,感知外在的情況並採取適當的行動。

這種智能體也許並不存在一個「智能中心」,而是一個系統的行爲。在無人駕駛的時代,自動駕駛的車輛能行駛在配有特殊路標和信號燈的專門車道上,彼此互相交流。這些車倆能和附近的車輛交流,也能和交通系統中的其他必要的組件通信。在這裏,智能指的是一種羣體智慧——由系統中的個體不斷通信而涌現出的智慧。這是一種不斷交流、調整、能夠自組織的動態智能。在很大的程度上,這種智能是自主的。

這種智能從內部到外部的轉變意義重大。當 15-16 世紀爆發印刷革命的時候,深藏於教堂中的經卷得以公開。信息成了外在事物。曾經是教會的私有財產的經卷,現在可以被衆人獲得,思辨、分享甚至是編寫。由此就導致了知識、文本、神學、天文學的爆炸增長。這加速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以及科學的到來。這一點在學界已得到公認。評論家 Douglas Robertson 認爲:「印刷術創造了我們這個現代世界。」

現在,從內部到外部的第二次轉變出現了,智能成爲了外在事物。智能不僅僅包含信息,而是比信息更強大的東西——如何處理利用信息。我們有理由相信第二次轉變會比第一次更強大。我們還不知這次轉變帶來的結果是什麼,但智力的提高沒有上限。在未來,這次轉變必將會給經濟帶來新格局。

對商業有何影響

先看看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把人類的思考和決策外部化會如何改變我們的商業?又會帶來什麼樣的機遇?

當企業與外部信息進行整合,並由此創造了新的商業模式時,就會帶來本質性的變化。近期我拜訪了一家金融科技公司,可以在購物的時候申請小額貸款:

  • 一個應用可以收集用戶的語音;
  • 並通過在線算法進行語音身份識別;
  • 其餘算法分別查詢銀行賬戶、 信用記錄和社交資料;
  • 繼而智能算法把這些信息進行綜合;
  • 最終一個貸款信用額度就出現在了手機上。

以上步驟在幾秒鐘之內就能完成。而且更重要的是,這是將多種算法結合,完成人類從未做到的任務。如此這樣,商業公司就可以像搭積木一樣來構建新的商業組織模型。各行各業也都是如此——智能「建築材料」會重建商業組織做事的方式。這些行業將以新的形式存在、發展。

大型科技巨頭可能會擁有自己的數據庫,而其他小型公司機構則要更多的使用公共數據資源。因此,在未來,我們將會看到科技巨頭和開源社區並存的局面。以過去的技術革命歷史爲參照,我們將會看到全新的產業誕生。

經濟學家 Brian Arthur:當工作先於凱恩斯的預測成了稀缺資源,我們的人生意義何在?人工智能技術特點造就了嶄新的商業模式

技術性失業:凱恩斯拐點即將到來

當然,這一切都有一個受人非議的缺點,那就是這種自主的智能經濟正在蠶食實體經濟所提供的就業機會。旅行社、打字員、律師助理這些行業職業正在縮減已經不罕見,而一些高端的職業,比如放射科看片子的醫生,也能被準確率更好的算法所替代。

經濟學家並不反對工作崗位的消失。他們爭論的焦點是:能否有新的工作機會補充進來。經濟歷史告訴我們,會這樣的。汽車消滅了打鐵匠,但是在汽車製造業、公路修建行業創造了新的工作機會。歷史經驗告訴我們,自由的勞動力總能找到出路,數字經濟年代也沒什麼不同。

但是,在這個年代,情況確實不同了。

麻省理工學院的 Erik Brynjolfsson 和 Andrew McAfee 表示,當汽車運輸業到來的時候,大量的勞工——馬——就被取代了,再也不會有新工作,馬從經濟活動中徹底的消失了。

我再提供另外一個例子,在過去的幾十年中,跨境外包吞噬了美國的很多工作機會和行業,這些工作崗位並沒有被徹底抹去。現在的情況則不同了,工作崗位從實體經濟向虛擬經濟遷移並不是跨境外包,向外國轉移,而是向一個「虛擬的國度」轉移。按歷史的說法,我們不能認定這些工作機會是被取代了。

但事實上,有許多人失業了。一些人只能去從事薪水更低的工作,或者做兼職零工。技術性失業以多種形式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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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性失業」這一術語來自凱恩斯在 1930 年做的講座《我們後代在經濟上的可能前景(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凱恩斯認爲人的需求分爲兩類,一類是必要的需求;另一類是爲了攀比而帶來的滿足優越感的需求

在這一講座中凱恩斯預測:在未來, 2030 年左右,生產問題將會得到解決,能滿足每一個人的必要的需求,但是機器會導致「技術性失業」。可供分配的資源多了,但分配資源的手段——通過就業勞動按勞分配——卻有可能減少了。

我把這種變化稱爲凱恩斯拐點(Keynes point)。

時間尚未到 2030 年,但我相信「凱恩斯拐點」已經來臨。對於所有人而言,經濟——無論是實體經濟還是虛擬經濟——都確實生產出了足夠多的東西。我們已經到達一個技術性失業即將成爲現實的一步了。

在這樣一個新階段,我們要面臨的不僅僅是工作的問題,而且是產品問題。在過去的二三百年間,工作一直都是獲得收益的主要手段。在以前,農場勞作、作坊做工、做零碎活甚至是繼承遺產都是獲得收益的途徑。而現在,獲得收益的方式需要改變了。

無論怎樣,這一切發生了,我們進入了新的階段。生產不再是重要的事情,重要的是獲得生產的機會——分配。換句話說,誰得到了什麼,以及如何得到的。

我們進入了分配時代。

分配時代的三個現實

新的時代帶來了新的規則和情景。那麼在這一個分配至上的新時代,經濟和社會現實會是什麼樣子的呢?

改變政策評估標準

過去以生產爲基礎的經濟模式看重一切有助於促進生產的事物。在分配的經濟模式中,就業和獲得產品就成爲了能壓倒一切的標準。只要能保障就業,就能保證增長。按照這一標準,頁岩氣壓裂技術這種飽受爭議的經濟活動,就是可以接受的。

衡量經濟的標準也會發生變化,GDP 和生產效率適用於實體經濟。但沒有恰當的衡量標準來計算虛擬經濟的發展。

自由市場理念受到質疑

自由市場基於一個觀點,不受監管的市場行爲能帶來經濟的增長。我對此認同。現實中的經濟理論有兩個基礎:效率和分配。比如說一個航空市場以自由市場模式運作,能運作良好,並且不會造成資源浪費,這就是效率。另外,在市場競爭中總會有贏家和輸家。所以如果我們希望每個人都過的好,那贏家就要補貼輸家:過得好的人要補貼過得不好的人,這就是分配。

在分配時代的經濟實踐中,效率只是目標之一。不受監管的市場會造成贏家通吃的局面。因爲,搶佔先機的企業會保護自己的優勢。在過去,失敗者還能找到別的工作,但現在不行了。在分配時代,如果自由市場帶來了整個階層的衰落,那自由市場就不再合理了。

政治優於經濟

新時代不再是經濟第一的時代,而是政治第一的時代。我們已經在歐美看到了端倪。因受到數字化的影響,工人已經無法找到工作。歐美已經感受到了社會的分崩離析,大量民衆對移民、不平等、精英階層的傲慢懷有成見。

我認爲這樣的政治動盪是暫時的,但背後的根本原因不是暫時的。生產過程追求製造出更多的產品——這是一個經濟和工程問題;分配過程要確保每個人都能得到產品——這卻是一個政治問題。因此,在我們找到答案之前,會經歷漫長的實驗階段,這也會給一些有政治圖謀的人以機會。

結語:解決分配問題的漫長週期

在這個以分配爲主的新時代,我們能否找到一條出路,這主要取決於如何提供一條獲得產品的途徑。虛擬經濟的一個優點是免費,一封電子郵件的邊際成本幾乎爲零。我們要通過那些無法數字化的實物商品和服務解決分配問題。

因此,我們仍然有工作可做。比如說幼兒園教學、社會工作這些需要與人交際共情的工作,仍然不可缺少。但是工作崗位將會減少,工作週數將會縮短,許多工作崗位要由多人分擔。我們要確保基本收入。扶老攜幼這樣的有償志願工作將會增加。

我們還需要解決一個社會問題:在一個工作變成了一項稀缺資源的社會中,我們的人生意義是什麼?在這樣的社會中,政府和企業將滲透進我們的生活與財務支出中。無論我們走到哪裏,我們的面容會被識別,政治立場會被追蹤,那我們將如何保護隱私?我們是否真的希望有一個外部智能,在人生的每一個關頭都「幫助」我們:掌握我們的思想、規範我們的行爲、爲我們開車、糾正我們的錯誤、甚至有一天「飼養」我們?也許,最終我們會依賴上這種外部智能。

所有這些挑戰都將帶來變革。但是,令人欣慰的是,人類以前也曾經歷過類似的處境。在 19 世紀 50 年代的英國,工業革命帶來了大規模的經濟增長,但是也帶來了糟糕的社會問題。那種貧困、悲慘、沒有家庭保護的狄更斯式的兒童,每日工作 12 小時;工人住在擁擠的公寓中,容易患上肺結核,也沒有勞動法律的保護。但隨着安全法律的通過,兒童和工人得到了保護——保障性住房被建設,衛生條件被改善。中產階級由此出現。

這樣的變革要花費 30-50 年的時間,甚至是一個世紀乃至更漫長。

變革並非來自政府而是來自人民,來自社會變革者、醫生、護士、律師、婦女參政主義者以及義憤的政界人士。我們所處在的新時代,也會面臨同樣的處境。社會要花費幾十年的時間做出巨大的變革。但變革終會成功,人類向來如此。

參考資料:
https://www.mckinsey.com/business-functions/mckinsey-analytics/our-insights/where-is-technology-taking-the-ec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