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EP 會弱化大型科技公司的信息集中,強化央行的交易信息把控和反洗錢能力,對跨境支付影響不大。

原文標題:《中國社科院金融所楊濤 : 釐清我國數字貨幣發展前景》
撰文:楊濤,中國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員

近日,關於數字人民幣的報道又引起了各方熱議,其中或許也有一些誤讀和曲解。當然,這是因爲影響貨幣微觀基礎的因素確實發生了一些潛移默化的改變。

實際上,數字化的衝擊已從經濟社會向金融領域不斷延伸。數字化趨勢改變了經濟組織模式、社會分工架構、產業組織的邊界,進而從需求端影響金融服務的模式,也對金融產業鏈、金融組織的邊界帶來重構的可能性,由此產生了大量新興金融主體、金融服務分工模式等。與此相應,作爲金融體系「道路、橋樑、機場、港口」的金融市場基礎設施也必然受到深刻影響,貨幣與支付就是其中最核心的要素之一。

從純理論角度來說,新貨幣經濟學指出了貨幣消失的可能性,即法定紙幣不再是惟一的交易媒介,並最終被產生貨幣收益、由私營部門發行的金融資產所取代。當然,這一場景更多存在於極端的理論假設中。從現實來看,儘管法定貨幣的地位仍不可動搖,但歷史上也出現過各種局部場景的私營貨幣,如 20 世紀 20 年代貨幣失控的德國曾有過「瓦拉」系統,各國也出現過與互助養老相關的各類「時間貨幣」。然而,歷史上的私營貨幣由於影響有限,從未得到監管者和學界的過多重視。但是,當現代密碼學的演進伴隨匿名數字支付手段的探索,帶有「去中心化」特徵的加密數字貨幣,便使得新型私營貨幣的挑戰日益突出。同樣,早就在本世紀初已經有豐富研究的貨幣電子化、數字化等問題,卻突然被拉入到加密數字貨幣的熱潮中。

事實上,貨幣究竟「是什麼」一直就是貨幣經濟學研究的難題,也是諸多前沿分析希望闡釋的理論缺憾。在數字化時代,問題變得更加複雜,而數字化背景下的貨幣體系建設,則成爲「金融新基建」的重要內容。因爲只有釐清相關思路,真正打造出安全、可控、高效的「金融新基建」,纔可謂保障金融體系健康運行的「壓艙石」、促進市場經濟發展的「催化劑」、提高金融服務質量的「助推器」、確保國家金融安全的「隔離牆」。

有鑑於此,基於研究視角,爲了更好地認識我們所關注的種種數字貨幣範疇,以及我國在全球的地位,可以從如下幾方面類型加以界定。

一是央行法定數字貨幣,尤其是我們國家正在研發的 DCEP,顯然是數字化加上狹義的法定貨幣範疇,亦即央行直接發行的「數字債務」,用於替代部分 M0。如英格蘭銀行在研究中表述,其探討的 CBDC (中央銀行數字貨幣)不排除影響 M1,則是數字化帶給廣義法定貨幣的影響。而「數字」二字背後的技術,或者是分佈式賬本技術,或者與之根本沒有關係,甚至可能不是去中心化的技術。在此方面,由於央行與各方的重視,我國的研究進展在全球都處於前沿位置。

二是超主權數字貨幣,通常是跨央行的、由 IMF 等國際貨幣金融組織推動的相關研究探索。國內學界曾經做了一些相關研究,比如用分佈式技術改造 SDR 等。現有研究探索更多是國際組織在推動,但由於美國等國家的積極性有限,實際上也並沒有太大進展。

三是民間穩定幣,顧名思義特點是價格相對穩定、試圖爲混亂的數字貨幣體系創造「中間錨」,通常有基於法定貨幣、基於加密貨幣或無抵押的穩定幣。其雖屬私人數字貨幣的範疇,但卻具有了一定的「準公共性」。此領域由於法律限制,國內並未有太大發展。

四是一般加密數字貨幣,從比特幣開始已經逐漸市場化運作,政府關注的只是投資者保護、交易合規性、反洗錢等。此領域我國近年來則體現出「準地下經濟」模式,但華人及其資本在全球數字貨幣算力中卻佔有了較大的地位。

那麼,數字貨幣領域需解決哪些爭論或焦點問題?一是共識。如果不能甄別和釐清理論、政策與實踐基礎,形成概念和路徑共識,那麼所謂區塊鏈時代的「共識機制」反而成爲鏡花水月。例如,當我們談數字貨幣時,貨幣—賬戶(或 Token 替代)—支付就是截然不同的概念,經常被混在一起。二是信用。不管什麼樣的「貨幣」,其背後都是某種特定的信用支撐,代表了某種契約,如果不能解決結算最終性與信用安全性,貨幣功能也無從談起。三是功能。貨幣基本功能是交換媒介、價值尺度、支付手段、價值儲藏等,數字貨幣發展最終需有完備的功能架構。如衆多加密數字貨幣都難以用來交易支付,則其貨幣屬性變弱,性質更像是加密數字資產。四是技術。無論是法定還是私人貨幣,面向數字化的技術還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還需滿足效率與安全的雙重要求,推動標準化建設。

數字貨幣對世界金融格局的影響是什麼?我們可以從國際貨幣體系、國際金融市場兩個角度來看。

一則,數字貨幣對全球貨幣體系的影響顯然仍有限。2008 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元爲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顯示出了其內在的不穩定性和國際貨幣供給機制的不足,雖然全球貨幣治理體系進行了一系列變革,區域性的金融一體化探索也紛紛涌現,但是沒能取得較大進展,而且當前國際格局下甚至變得更嚴重。實際上,無論是央行數字貨幣,還是穩定幣,或其他私人加密數字貨幣,在可預見的較長時間內,就規模、結構和功能、應用來看,都還無助於解決國際貨幣體系的這些「短板」。

二則,數字貨幣對全球金融市場的影響更加深遠。我們知道金融市場基本功能包括支付清算、資源配置、風險管理和定價等,各類數字貨幣、尤其是資產屬性更強的加密數字貨幣,深刻影響着金融市場的資產配置結構,對各類功能都帶來數字資產的衝擊和影響。

歸納來看,雖然貨幣經濟學在演進中已探討過未來可能的電子貨幣衝擊與法幣替代,但這更多是理論層面的假設,現實中我們不能肆意擴大數字貨幣的影響,需客觀認識其發展狀況以及我們能做的事情。

最後,如何認識我國發展數字貨幣的未來路徑?就目前來看,未來或許有幾方面值得關注。一是央行法定數字貨幣 DCEP 具有一定特殊性,更多是通過部分 M0 替代,爲我國零售支付體系提供冗餘性,並且通過弱化大型科技公司(Big Tech)的信息集中,強化央行的交易信息把控和反洗錢能力。考慮到影響人民幣國際化的主要是大額跨境支付、金融市場交易與外匯儲備,顯然 DCEP 跟人民幣國際化關係並不大,在此方面需要減少「幻想」。同時,所謂探索去中心化的、影響到存款貨幣的以及公私合營的創新型 CBDC,顯然短期內也不現實。

二是積極推動國際化的、央行間的「數字貨幣替代物」建設,爲將來可能的超主權數字貨幣奠定初步基礎。例如延續之前的研究線索,真正在現有 IMF 的 SDR 基礎上,打造新技術支撐、更多方參與的 ESDR 或 DSDR,進一步緩解貨幣互換、儲備方面的壓力。對此,或者可在美元不積極參與的情況下,爭取儘量協調好國際組織、其他央行間的利益與矛盾;或者引入美元,共同面對全球央行與私人部門(算法)在貨幣發行權上的矛盾與衝突。當然,這種積極參與對我國更多意味着責任與付出,而非很多人所想象的「搶先佔便宜」。

三是適當支持私人部門參與國際民間穩定幣探索。雖然全球穩定幣市場也「魚龍混雜」,許多穩定幣包括其充足儲備在內的承諾也被證明是「鏡花水月」,但 Facebook 新推出的虛擬加密貨幣 Libra 的出現,即便可能失敗,也起碼錶明瞭私人數字貨幣的契約從「不可置信」到走向準公共性的嘗試。在合規、合理的前提下,或許也應該允許合格的國內機構參與這種民間探索。

四是對於衆多的加密數字貨幣,其實質越來越像是特定的加密數字資產。相關政策重點則是以金融消費者保護爲抓手,引導市場健康發展,實現「良幣驅逐劣幣」,尤其是打擊非法金融活動。

五是除了零售支付領域,無論是從大額支付清算、證券清算結算等領域所考慮的問題,還是關注對於貨幣政策、金融穩定的影響,似乎仍可以回到原來的貨幣電子化、數字化研究軌道上,跟新型數字貨幣的關係並沒有想象中那麼大。

總之,數字化時代必然帶來數字金融模式的轉變,進而需要數字化的金融基礎設施變革,貨幣自然是最重要的基礎設施要素之一。數字貨幣發展的大趨勢不可逆轉,但當前卻不應過於「狂熱」,尤其不能爲發展而發展。事實上,一國貨幣不管是否數字化,其對內價值都是更好地承擔貨幣功能、穩定價格信號、優化資源配置、服務實體經濟等;而能否成爲國際貨幣,則關鍵並不在於其是否進行數字化改造,而是取決於背後的國家信用、市場接受程度與安全性預期、國際政治規則與一國涉外法律約束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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