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自由開源軟件,黑客運動有效地摧毀了研究和開發的機構壟斷,成爲了比特幣誕生的基礎。

作者:Chris Dannen、Leo Zhang 和 Martín Beauchamp,均就職於迭代資本(Iterative Capital)
編譯:Katt Gu

本文節選於總部位於紐約的加密貨幣管理公司迭代資本(Iterative Capital)撰寫的報告「 加密貨幣現象的本質是什麼?(What's Really Driving the Cryptocurrency Phenomenon) 」。迭代資本是一家專注於挖礦的投資管理公司,並經營北美加密貨幣 OTC 交易平臺 i2 Trading。鏈聞編輯強烈向讀者推薦這份信息量巨大、內容翔實的長篇報告。該報告從歷史、社會變遷、商業軟件格局變化等衆多角度着眼,細細梳理了比特幣及其他加密貨幣出現的根本原因和可能產生的不可逆轉的社會經濟影響。

由於該報告篇幅較長,鏈聞節選了其中部分章節發表。我們節選的內容可以被視爲「比特幣前傳」,深入梳理和剖析了比特幣誕生前所出現的黑客抵制傳統公司充滿壓迫性和道德爭議管理和僱傭方式的亞文化潮流。理解了這些內容,才能真正理解比特幣和其他加密貨幣帶來的巨大影響的社會學意義

希望閱讀該報告全文的讀者,可以訪問 此處 獲得報告全文。

鏈聞向該報告作者 Chris Dannen、Leo Zhang、Martín Beauchamp,以及該報告的中文翻譯者 Katt Gu 致謝!

比特幣前傳:黑客和密碼朋克文化是這樣誕生的

重新理解加密貨幣現象的歷史背景

讓這些歷史背景告訴你:黑客爲何要着手建立數字貨幣系統?

Corporations have neither bodies to be punished, nor souls to be condemned; they therefore do as they like.
— Edward Thurlow, Lord Chancellor of Great Britain, 1778-1792 [1]

中本聰是他自己構建的網絡中的第一個參與者。而且,他在比特幣產生的第一個數據「區塊」中留下了一條信息。這個所謂的創世區塊中的信息如下:

比特幣前傳:黑客和密碼朋克文化是這樣誕生的圖 1:中本聰在比特幣創世區塊中留下的信息。(來自:Trustnodes [2])

這個新聞標題最早出現在英國的《泰晤士報》上 (見下圖) 。這條備註也造成了人們對中本聰的創造比特幣的目的的廣泛誤解。

鑑於我們對中本聰在機構監管的範圍之外創造一個自由經濟空間的動機的瞭解,這條信息似乎揭露了政治家和央行行長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許多人利用這個暗示來推斷比特幣是作爲某種中央銀行的顛覆者或破壞者而專門創造的。這樣看來,這個標題似乎可以看做是一個彰顯優越感或自義的聲明。

我們認爲,這是一種錯誤的描述。如果有朝一日比特幣真的演變成一個大規模的替代貨幣體系,那麼中本聰對《泰晤士報》頭條的引用也被歷史學家當做是先見之明,但是,這不僅僅是一個政治性的聲明。

比特幣前傳:黑客和密碼朋克文化是這樣誕生的圖 2:The headline reproduced in the Genesis Block. (Credit: Twitter)

事實上,將新聞標題放在創世區塊中有第二個更實際的用途:作爲時間戳。通過複製當天報紙上的文本,中本聰證明了比特幣網絡中生成的第一個「數據塊」確實是在當天生成的,而不是之前。他知道比特幣是一種新型的網絡,所以大部分潛在的參與者都不相信這是真的。所以一開始,向可能會加入的人發出可以證明其誠信可靠的信號是很重要的。讓更多的志願者加入這個項目是當務之急,這比嘲笑那些央行的官員要重要的多。

對於那些技術行業以外的投資者來說,瞭解這種基於志願者的工作方式對於理解比特幣爲何以這種方式運作以及爲什麼它改進了傳統人類的協作方法至關重要。

爲了達到這個目的,我們首先要探討中本聰所參與的「戰爭」的起源,以及比特幣的發明是如何改變潮流的

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之間的舊仇宿怨

在過去的 50 年裏,技術公司已經越來越與構建其關鍵系統的工程師意見相左。最近的頭條新聞也反映了這個現象:在微軟、亞馬遜和 Salesforce,員工們普遍反對公司與海關、邊境巡邏隊和 ICE 簽訂合同 [3][4] 。 谷歌與國防部簽訂的 Maven 人工智能項目合同也引發了部分員工的抗議, 因爲該合同有可能用於提高無人機打擊的準確性;雖然最後谷歌退出了 Maven 項目,但其表示將繼續與美國軍方就其他項目進行合作 [5][6] 。 谷歌宣佈同意審查中國境內的搜索結果的聲明導致了 1400 多名員工的聯名抗議 [7]。兩名微軟的前員工近日將微軟告上法庭,稱其在微軟擔任」內容審覈員「期間接觸到大量兒童色情信息,從而患上創傷後應激障礙 [8]。YouTube 的員工將自己的工作描述爲「每日都處在道德爭論的地獄」[9]。Facebook 則面臨數萬名員工對中產階級化的不滿,以及最近針對其「不寬容」的政治文化的抗議。[10][11]

其他濫用技術系統的行爲包括 Equifax 的個人數據泄露,以及富國銀行利用其計算機系統中的賬戶創建特權僞造客戶簽名開立新賬戶或發行借記卡,以實現激進的銷售目標。 [12][13] 濫用企業軟件系統的最糟糕的例子可能是某些法院系統使用的自動判刑軟件的製造商 Compas,該軟件已被證明根據罪犯的種族提出不同的監禁建議。 [14]

軟件開發者和他們的僱主之間的緊張關係已經從硅谷蔓延到主流新聞中。「這名工程師的哀嘆是一個橫掃舊金山半島的大趨勢的縮影」 2018 月 8 日《名利場》報道說 [15] :

在硅谷平靜的日子裏,員工們對他們加入的公司的道德操守沒有任何疑慮,因爲許多人真誠地相信他們將推動一家可以改變世界的公司的發展。那些幫助把灣區改造成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財富產生機器的人們,以及在這個過程中自己變成百萬富翁和億萬富翁的人們,正在背棄那些將自己描述爲行動迅速,打破陳規,永無止盡的霸權企業。

這篇文章還引用了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 Uber 高管的話,他擔心道德問題會導致工程師集體離職:「如果我們無法僱傭到任何優秀的工程師,我們就完了。

這是商界的一個重要時刻,「優秀的工程師」突然對世界歷史上一些最大公司的精英管理產生了影響力。這種發展並非一蹴而就;它起源於幾十年前的緊張局勢。

接下來,我們將看看權力平衡是如何被打破的,以及比特幣是如何進一步使局勢向這些「優秀的工程師」扭轉的。

要了解工程師們是怎樣佔據上風,我們必須從 20 世紀初開始講起,學習管理者和工程師一開始是怎樣產生矛盾的。

公司制度的出現(1900-1929)

在商業環境中研究人類行爲有着豐富的傳統。也許第一個在這個領域中邁出有意義的一步的人是 Frederick Winslow Taylor。「泰勒主義」,即其管理科學的概念,是關於理性規劃,減少浪費,數據分析,以及標準化最佳實踐 [16] 。利用這些技術,企業主對工人進行了最大限度的壓榨。Andrew Carnegie 正是這些沉迷於提高工人生產力的企業主的代表之一。由於對 1892 年霍姆斯泰德工廠的罷工感到不滿,於是他僱傭了一支私人警察部隊,對罷工工人開槍。 [17]

Thorstein Veblen 是一位挪威裔美國經濟學家,於 1904 年發表了他對管理科學從業者的開創性研究。他創造了一系列關於「機構」本質的見解,與其所使用的「技術」截然不同。這種區別是理解在機構內創造新技術的人所面臨問題的一個很好的起點。 [18]

Veblen 的「機構」概念的一個重要方面是,他們本質上是非動態的,他們抵制那些不利於等級結構中高層人士的變化。等級制度通過 Veblen 所說的「儀式性方面」來延續,傳統的特權有助於提升決策者的地位。這是使該機構盈利的新技術工具和流程。但是,也可能會產生所謂的「虛假」工具,,因爲它們具有使管理看起來或感覺良好的儀式性方面。 [19]

大蕭條之後,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 Lewis Mumford 提出了「技術」具有雙重性質的觀點。多樣性技術的發展涉及到結合瞭解決實際人類問題的技術的複雜框架;單一性技術的發展本身就是技術 [20] 。Mumford 認爲,單一性技術會壓迫人類。汽車就是一個這樣的例子,把行人和騎自行車的人從公路上擠了出去,導致美國的高速公路每年都有大量的死亡人數。

當時的機構、公司和政府,Mumford 稱之爲巨型機器。Mumford 說,巨型機器是由許多人組成的,每個人都在一個更大的官僚機構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他把這些人稱爲「伺服單位」。Mumford 認爲,對於這些人來說,工作的特殊性削弱了其反對來自領導層的可疑命令的心理障礙,因爲每個人只負責機器總體目標的一個小方面。在一臺巨型機器的頂端,坐着一個公司的接班人、獨裁者或指揮官,他們被賦予了上帝般的屬性。對此,他舉了對埃及法老和蘇聯獨裁者的個人崇拜爲例。

Mumford 說,儀式性的,虛假的,單一性的技術發展可能導致極其致命的巨型機器,就像納粹戰爭機器一樣。這種現象的產生主要是由於將工作抽象爲子任務和專業 (如裝配線工作、無線電通信) 。同時,這種抽象化允許伺服單元在沒有道德參與的情況下從事一些極端或令人髮指的項目,因爲它們只是更大的進程中的一個小步驟。Mumford 稱這種機器中的伺服裝置爲「Eichmanns」, 這是在二戰期間負責協調德國集中營後勤工作的納粹官員的名字。

20 世紀初,福特主義,即 Henry Ford 的做法,對「管理科學」這個新潮的領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福特主義的主要特點是:效率、專業化、大規模生產、合理的工時和更高的工資 [21] 。但是,當大蕭條來臨時,像福特這樣的企業主解僱了數萬名工人。工資下降了,但工作的懲罰性質仍然存在。

1931 年 8 月,福特汽車公司解僱了 6 萬名工人。不到一年後,保安就向數千名糾集人員開火,造成 4 人死亡,25 人受傷。Henry Ford 在他家附近裝置了機槍,併爲警衛配備了催淚瓦斯和多餘的彈藥 [22] 。 隨着 20 世紀 30 年代的到來, 美國工人繼續暴動,對無情的企業主的策略進行抗議。

保護工人的現代管理方式應運而生(1930-1940)

大蕭條之後,出現了一批專業人士,從企業主手中奪走了主要的商業決策的決策權。行業由職業經理人來管理,他們以企業主和員工的最大利益來執行計劃。他們的職位和權力來自他們的能力,而不是他們的所有權比例。在這種新的結構中,貪婪的股東們可能會受到很大的限制[23] 。哈佛經濟學教授 ohn Kenneth Galbraith 研究了當時的這種現象:

權力從一個男人手中 - 沒有女人,或者沒有多少女人 - 被轉移到一個機構中,一個官僚機構中,這就是現代公司:這是一個偉大的官僚機構,我把它命名爲技術結構。股東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固定裝置;他們賦予所有權和資本主義的象徵意義,但當涉及到公司的實際運作時……他們很少行使權力。 [24]

這種技術結構的這種「官僚體制」由上層管理人員,分析師,管理人員,規劃人員,管理人員,「後臺」運營人員,銷售和營銷人員,控制人員,會計師以及其他非技術性白領員工所組成。 [25]

1937 年,諾貝爾獎獲得者 Ronald Coase 以管理科學家的觀點爲基礎,提出了這些大公司爲什麼會出現,以及爲什麼他們會有這麼多工人的理論。Coase 認爲這種行爲是合理的,目的是降低交易成本。他寫道:

擁有一家企業的收益來源是,市場運作需要一定的成本,而通過組建一個組織,並允許在管理上確定資源分配,這些成本得以節省。 [26]

換言之,在僱傭技術工人的過程中,留住每天都會回來的帶薪工人要比每天出去從「市場」的承包商中挑選新的臨時候選人便宜得多。他繼續說: [27]

當企業的成本低於通過市場進行交易的成本時,企業就會出現,組織市場交易。

公司是進行大規模生產和分銷消費品的最有效方式:它通過集中管理將供應鏈、生產設施和分銷網絡捆綁在一起 [28] 。這提高了效率和生產力,降低了邊際成本,使消費者獲得的商品和服務更便宜。

管理官僚主義對工程師階級的剝削(1940-1970)

截至 1932 年,大多數公司實際上已不再受其大股東的控制, 經濟學家將其定義爲「管理控制」 [29] 。被稱爲「所有權和控制權分離」的管理風潮在各大上市公司蔓延開來。

20 世紀 30 年代以來,管理控制型公司的道德風險日益明顯。管理層控制的公司是由高管管理的,儘管他們沒有多少股份,但最終卻能實現政策上「自我永久的控制地位」,因爲他們能夠通過代理人和多數股東投票操縱董事會 [30] 。這些機制有時會造成高度的衝突。在 20 世紀 40 年代早期,一種觀點出現,即企業界的這種結構分化正在被政界和其他領域所模仿,一個獨特的精英「管理階層」也會隨之在社會上出現 [31] 。

機構經濟學家對管理階層和「技術操作員」階層 (完成工作的人,在很多情況下是工程師和技術人員) 進行了區分。管理精英由擔任官僚規劃者,預算分配者和非技術管理者的「分析師」或「專家」組成 [32] 。

1957 年至 1969 年間,計算機公司的分析師和技術人員之間出現了一種奇怪的權力動態;英國和美國的工業經濟學家都對這種動態進行了研究 [33] 。他們發現分析師們會爭權奪利,從而製造衝突。他們通過擴大部門、創造機會僱傭更多直接下屬、或獲得新的晉升 (一種被稱爲「帝國大廈」的策略) ,在公司中贏得青睞和影響力 [34] 。 這對組織的整體影響是資源的錯誤分配和巨大的增長壓力 [35] 。銷售和開發週期持續加快。計算機分析師的口號是,「如果它奏效,它就過時了。」「分析師是變革的既得利益者[36] 。」

這種動態造成了組織失能。儘管存在技術上的限制,管理者還是使用各種社會策略來強制執行他們的意願和議程。這反映了 75 年前 Veblen 對「儀式性」機構的描述 [37] 。這些策略包括:

  • 組織慣性:新的和具有威脅性的想法被諸如「老闆不喜歡」、「這不是政策」、「我沒有權力」、「從來沒試過」、「我們一直是這樣做的」和「爲什麼要改變有用的東西?」等「想法殺手」所阻止。
  • 預算遊戲:「得寸進尺法」,意爲 a new program is sold in modestly, 隱藏其真正的規模;「藏球法」, 意爲在一個有吸引力的計劃中隱藏一個政治上不吸引人的計劃;「分而治之」,意爲要求不止一名主管批准預算請求 ; 「免費贈送」, 意爲聲稱其他人會爲項目付費,所以組織可以批准;「迷魂記」,意爲某個請求得到大量數據的支持,但安排方式不明確其重要性;「「延遲付款」,意爲在延遲提交可交付成果時聲明是因爲預算指南方針需要過多的詳細計算 ;以及其他許許多多策略。

這些 20 世紀 60 年代的故事預示着 20 世紀 90 年代流行的卡通人物 Dilbert 的出現,旨在嘲諷荒謬的管理方式。其作者斯 Scott Adams 在 1986 年至 1995 年期間在太平洋貝爾公司擔任計算機程序員和經理 [38] 。

比特幣前傳:黑客和密碼朋克文化是這樣誕生的圖 3:Dilbert 抓到了軟件工程師在公司環境中的沮喪情緒 [39]。(來自:Scott Adams)

羣體認同感在專業技術人員中發展起來(1980-2000)

管理階層的獨裁行爲掩蓋了技術組織中權力的真正平衡。

在 20 世紀 80 年代,許多工業巨頭的全部價值都取決於其技術人員。但是他們的角色讓他們處於一個與組織的其他成員完全不同的奇怪位置。他們被安置在組織的邊緣,最接近工作的位置,遠離公司高層和其中的權利鬥爭。由於技術人員不直接與管理人員合作,所以,與直接向高層報告的管理人員相比,他們對公司高層的認同感要少得多[40] 。

技術人員的工作對他們自己來說是愉快的,但對組織的其他成員來說是完全不透明的。技術操作員和公司其他人之間逐漸出現了一種權力動態;他們的工作難以監督,且總是以反映其個人喜好的方式異想天開地進行[41] 。

技術人員能以這種方式工作的能力來源於他們所掌握的關鍵技能。這些技能在組織內起到了楔子的作用,爲技術操作員帶來了相當大的自由。當技術操作人員提供了一項非常需要的技能時,這一楔子的效果就會增強,爲他們提供了工作流動性。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對組織的依賴性就會降低。與「專業意識形態」或對專業及其規範的信仰相比,公司意識形態在技術人員中通常不是一股強大的力量 [42] 。頂尖的技術專家在他們自己的公司裏逐漸成爲局外人。

技術人員不再忠於公司或 CEO,而是將忠於最終用戶或客戶作爲職業目標。在一家公司裏,技術人員總是專注於現有客戶的需求,而分析師和經理 (他們的工作不是直接與最終用戶打交道) 則更注重更抽象的目標,如效率和增長 [43] 。

黑客運動的出現

黑客運動起源於 20 世紀 60 年代的麻省理工學院 (MIT) 的軟件製造者 [44]。黑客運動把重點放在實用,有用和優秀的軟件上,因此被視爲解決舊技術公司內部管理混亂的一劑良藥,並且在 20 世紀 80 年代和 90 年代向全美國迅速傳播開來 [45] 。麻省理工學院的軟件活動家 Richard Stallman將黑客描述爲頑皮但勤奮的問題解決者, 他們以自己的聰明才智爲榮 [46][47] :

他們的主要共同點是對卓越和編程的熱愛。他們想讓他們使用的程序變得儘可能的好。他們還想讓這些程序做一些有趣的事情。他們想一種以比任何人所能想象到的更令人興奮的方式做一些事情,並向別人展示「看看這多棒。我敢打賭你不相信這是可以做到的。」黑客不想工作,他們只想玩。

在 1984 年的一次會議上,一位曾在蘋果工作構建 Macintosh 的黑客對黑客進行了如下描述:「黑客幾乎可以做任何事情,成爲黑客。這並不一定是高科技。我認爲這與匠心和關注你正在做的事情有關 [48] 。」

黑客運動與 19 世紀早期的盧德運動沒有什麼不同,當時,英格蘭中部的棉花和羊毛工匠們奮起摧毀威脅要將紡織行業自動化的雅卡爾織布機 [49] 。與並未提出比織布機更好的替代方案的盧德派不同的是, 黑客們想出了另一種方法來製作軟件,並利用這種方法制造出了比其商業替代品更好的產品。通過利用互聯網進行合作,志願者開發團隊已經可以開始生產與國家和企業產品相抗衡的軟件 [50] 。

新澤西風格出現

「新澤西風格」的黑客攻擊是由位於新澤西郊區的 AT&T; 的 Unix 工程師發起的。AT&T 在 1956 同美國政府達成了一項和解協議, 這使其無法進入計算機業務;因此,在整個 1960 年代,它可以自由地向其他私人公司和研究機構傳播它所建立的計算機操作系統,稱爲 Unix。這些機構會定期修改其源代碼,使其在特定的小型計算機上運行。很快,改寫 Unix 就成爲了美國各大公司研發部門的一種文化現象。

幾個開發小組爲個人計算機重寫了 Unix。LinusTorvalds 創建了他自己的版本,「Linux」,並將其免費發佈,就像 AT&T 免費發佈 Unix 一樣 (正如下文所述,Linux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 Torvalds 和其他 Unix 黑客所採取的方法是利用遊戲性作爲一種激勵手段來構建有用的自由軟件項目 [51] 。當時,芬蘭計算機科學家和哲學家 Pekka Himanen 寫道:「要正確地實踐 Unix 哲學,你必須忠於卓越。你必須相信軟件是一門手藝,值得你集中所有的智慧和熱情 [52] 。」

研發人員意識到「越差越好」

除了新澤西風格之外,軟件工程師還開發了一套特殊的設計原則,與制度化軟件的完美主義背道而馳。舊的方法一直說要建立「正確的東西」,但這種方法不僅浪費時間,而且往往導致過度依賴理論。

越差越好」的理念由 Richard Gabriel 在 20 世紀 80 年代早期提出,並在 1991 年由網景導航者的工程師 Jamie Zawinski 發表,集合了新澤西風格和黑客智慧的精華。該理念被認爲是對 MIT-Stanford 黑客方法的實際改進。就像 MIT 的理念一樣,「越差越好」注重軟件的卓越性。但與 MIT-Stanford 不同,「越差越好」重新定義了「卓越」,以優先考慮的現實世界用戶的積極反饋和採用而不是理論上的想法。

「越差越好」觀點是,只要初始程序的設計能夠清楚表達特定問題的解決方案, 那麼在一開始實現一個「好」的版本並使其適應新情況所需的時間和精力將比直接構建「完美」版本所需的時間和精力更少。在早期就向用戶發佈軟件和改進程序的過程有時被稱爲「迭代」開發。

迭代開發使得軟件可以快速傳播並從用戶的真實反應中獲益。在使用 MIT 方法編寫的「更好」的版本有機會部署之前,早期發佈並持續改進的程序往往早已獲得了成功。在 1981 年和 1982 年發佈的兩篇具有開創性意義的論文中,「先發優勢」的概念出現在軟件行業, 大這與 Gabriel 將其關於網絡軟件爲什麼「越差越好」的想法正式化大約是在同一個時間段 [53][54] 。

「越差越好」邏輯是優先考慮病毒式增長不是適應和完成。一旦一個「好」的程序廣泛傳播開來,就會有許多用戶有興趣對其進行改進,讓它變得更加優秀 [55] 。以下是「越差越好」原則的簡略版本 。他們告誡開發人員不要做那些在概念上令人滿意的事情 (「正確的事情」) , 而是應該竭盡所能做出一個實際的、功能性的程序中 (重點) :

  • 簡單性:這是設計中最重要的考慮因素。
  • 正確性:設計必須是問題的正確解決方案。簡單比正確稍微好一點。
  • 一致性:在某些情況下,一致性需要爲簡單讓道,但是,最好能放棄那些處理不太常見情況的部分設計,而不是引入實現複雜性或不一致性。
  • 完整性:設計必須涵蓋儘可能多的重要情況。完整性可以爲任何其他原則讓道。實際上,只要危及實現的簡單性,就必須犧牲完整性。

這些概念上的突破對於 20 世紀 80 年代早期的技術人員來說一定是令人興奮的。但是,這種興奮很快就會被業務的快速變化所澆熄。

股東們利用惡意收購來壓制所有人

在 20 世紀 80 年代的破產收購熱潮期間,股東們普遍奪回了對大型上市公司的控制權。隨着股價的飆升,股票市場迅速成爲美國經濟的中心。這個在戰後由投資人 Georges Doriot 拉開序幕的現代風險投資時代,已經迅速轉變爲一條向市場專門輸送上市公司的管道 [56] 。

大學和大型研究公司內部以黑客爲中心的環境崩塌了。MIT 人工智能實驗室等機構的研究人員被風險投資家挖走繼續開展他們的工作,但是是處在一個專有的環境中 [57] 。 惡意收購的趨勢起源於十年前的英國,在那時,一些聰明的投資者開始注意到,許多家族企業已不再由其創始家族控股。像 Jim Slater 和 James Goldsmith 這樣的金融家悄悄地收購了這些公司的股份,且在最終爭取到了足夠的控制權來分拆和出售公司的一些部門。這種方式被稱爲「資產剝離」 [58] 。

在 20 世紀 80 年代,美國銀行家們想出了一種進行大規模財務收購的方法,即通過發行所謂的垃圾債券,摧毀目標公司,並從出售其零部件中獲得鉅額回報 [59] 。這樣,管理資本主義最終失去了對企業的控制,成爲資本市場的僕人。

新出現的「激進投資者」代表了股東的利益。他們會採取行動解僱和聘用可以將股票價值最大化的高級管理人員 [60] 。隨着 20 世紀 90 年代的到來,越來越多的黑客發現他們的公司陷入了與股東的要求、惡意收購的威脅以及硅谷新初創企業的競爭進行鬥爭的泥潭中。

隨着其快速發展,科技公司也發明了一些管理方法來執行政策和資源分配。微軟和其他公司採用了嚴格的「員工分級排名」系統,通過「績效評估」流程,定期爲員工分配分數,以確定晉升、獎金和團隊分配。一部分的排名較低的員工會被解僱。這個系統至今仍被科技公司使用,但微軟在 2013 年廢除了這個制度 [61]。Google 最近採用了員工分級排名來確定晉升資格,但並沒有解僱分數較低的員工 [62]。由於其創造的扭曲的權利動態,員工分級排名系統一直被這些大公司的僱員所痛恨 [63][64] 。

今天,投資者要求他們投資的公司準確預測每個季度的盈利能力,而對資本投資的關注則更少。Tesla 的創始人 Elon Musk 曾在一篇博客中詳細闡述了季度指導和短期主義如何削弱高科技公司的長期前景 [65] 。而根據摩根大通首席執行官 Jamie Dimon 擔任主席的企業聯盟商業圓桌會議所言,季度指導已經「對長期戰略投資產生了不利影響」 [66] 。

劃重點

以上,我們研究了 20 世紀 40 年代的管理是如何讓高科技工作者的生活事事掣肘,以及這些模式是如何持續到 20 世紀 90 年代,剝奪技術工人的權利的。我們討論了一種強大的「工會」身份,超超越了對僱主的忠誠。這種身份與黑客文化及其原則的發展密不可分。

接下來,我們將探討對管理階層的反感如何成爲對所有機構監督的廣泛懷疑, 以及他們在這種監管之下襬脫困境的鬥爭事如何上升到了道德層面。 我們將研究爲什麼這羣下定決心在管理階級的掌控範圍之外構建新的工具的黑客會將網絡空間和密碼學視爲庇護所。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會考慮黑客們所創造的自由軟件工具的獲得的驚人成功,也會討論企業主是如何對抗或試圖模仿黑客們的方法。結尾,我們探討了黑客文化理想如何通過比特幣網絡實現。

重新瞭解黑客組織以及他們的組織方式

黑客們是如何構建屬於他們自己的私人經濟系統的?

Every good work of software starts by scratching a developer's personal itch.
—Eric S. Raymond, speaking at the Linux Kongress, Würzburg, Germany, 1997.

在本節中,我們將探討萬維網是如何使黑客們聚集到留言板和郵件列表中的, 在那裏,黑客團體慢慢開始形成規模。我們將回顧他們建立私人網絡的雄心壯志,以及他們是如何利用前幾十年的經驗來制定建立此類網絡的要求的。

黑客們開始開發「免費」軟件

從黑客文化中,一種獨立於任何一家公司之外的非正式協作軟件製作系統誕生了 [67] 。這一社會運動被稱爲「自由」或「開源」軟件運動(簡稱 FOSS) ,旨在在軟件行業中的推廣某些道德優先事項 (ethical priorities) 。簡而言之,自由軟件運動鼓勵自由許可制,反對公司收集或變現有關用戶和用戶使用特定軟件的方式的數據。

在軟件行業中,「免費」一詞不是指軟件零售價,而是指那些可以「免費」分發和修改的軟件。這種創作衍生作品的自由在哲學上被擴展解釋爲「 不受監控 , 也不通過侵犯隱私的方式變現用戶數據」。

軟件許可和監視之間到底有什麼聯繫?以下是自由軟件基金會對商業軟件的一段描述 [68] :

如果我們製作了一個(商業軟件)的副本並把它交給朋友,如果我們試圖弄清楚這個程序是如何工作的,如果我們在自己家裏的多臺電腦上都放一份副本,我們可能會被逮捕、罰款或入獄。這就是您在使用專有軟件時所接受的許可協議的詳細內容。專有軟件背後的公司會經常監視您的活動,並限制您與他人共用軟件。由於我們的計算機控制着我們的大部分個人信息和日常活動,專有軟件對自由社會來說是一種不可接受的危險。

雖然自由軟件基金會借鑑了 20 世紀 70 年代黑客文化和學術界的哲學,但其創始人,麻省理工大學的計算機科學家Richard Stallman,通過在 1983 推出了免費的開源軟件工具 GNU,正式發起了自由軟件運動 (直到 1991 年 LinusTorvalds 的內核發佈,一個完整的操作系統纔出現,使得 GNU/Linux 成爲了 Unix 的真正替代品 [69]。 )

Stallman 於 1985 創立了自由軟件基金會。這一前瞻的行爲預見到了 Facebook 等平臺可能帶來的對用戶個人數據的侵害。2016 年,Facebook 泄露門曾導致全球 8700 多萬 facebook 用戶的數據被泄露給了劍橋分析公司 [70] 。2018 年,一個安全漏洞又讓攻擊者竊取了 Facebook 訪問令牌,從而接管了超過 5000 萬 Facebook 用戶的帳戶 [71] 。

GNU 宣言明確將企業工作安排稱爲是浪費時間。其部分內容如下:

我們將自由軟件定義爲「不存在違反用戶隱私的變現型技術」。在大多數情況下,自由軟件不存在任何商業化的缺陷,包括:限制性版權、昂貴的許可證以及對更改和再分配的限制。比特幣和 Linux 從這兩個方面來說都屬於免費軟件:既不受監視,也可以免費分發和複製。

自由軟件開發人員已經形成了一個價值體系,把自己與那些專有軟件公司區分開來;後者從不公開分享自己的內部創新供其他人使用,並且會監控用戶行爲並出售用戶個人數據。

Stallman 對商業軟件的批評主要集中在非生產性競爭和數據變現兩個方面:

競爭的範式是一種比賽: 通過獎勵優勝者,我們鼓勵每個人跑得更快……[但] 如果選手們忘記了獎勵的原因,變得專注於獲勝,不管怎樣,他們都有可能會找到其他策略,比如攻擊其他選手。 如果選手們打了起來,他們每個人都會遲到。 專有的祕密軟件在道德上相當於那些打架的選手 .….. 想要爲工作報酬或把收入最大化並沒有錯,只要不使用具有破壞性的手段。 但當今軟件領域的慣用手段是建立在破壞的基礎上的。 通過限制對用戶對程序的使用來從用戶身上獲利是破壞性的, 因爲這些限制減少了程序的使用量和使用方式。 這減少了人類從能從這些程序中獲得的財富。 當有意選擇設定限制時,其有害後果就是故意破壞 [73]。

Stallman 提到的「非生產性工作」可以追溯到 Veblen 提出的的「虛假技術」概念。這些技術指的是爲某些內部儀式目的服務而開發的,旨在強化現有的公司層次結構的技術 [74] :

虛假的「技術」發展……指的是那些被封裝在儀式性權力系統內的技術;這些系統的主要關注點在於控制這種技術發展的使用、方向和後果,同時通過法律制度、財產製度和信息系統的特殊支配效果扮演界定這種發展的界限和邊界的制度工具。這些界限和邊界通常被設定爲能夠最好地服務於尋求這種控制的機構……這就是社會中的統治和支配機構維持和試圖擴大其對人民生活的霸權的方式。

黑客原則被寫入「大教堂與集市」

1997 年,隨着網絡的蓬勃發展,黑客 Eric Raymond 提出了一個比喻來形容黑客共同開發軟件的方式的。他將依賴於自願貢獻的黑客方法與一個可以隨心所欲互動的參與者市場進行了比較:集市。

他說,商業軟件就像是一座大教堂,強調中央規劃和宏偉、抽象的構想。和大教堂一樣,商業軟件往往過度考究,速度緩慢,設計缺乏個人情調。他聲稱,黑客軟件具有很強的適應能力,能夠爲更多的觀衆提供服務,就像一個開放的集市一樣。

基於這一比喻, Raymond 總結了 19 條關於他在參與自由軟件開發過程中學到的良好做法的經驗 [ 75] 。其中一部分經驗如下:

  • 所有傑出的軟件都是從開發軟件的程序員對滿足個人訴求的追求開始的。
  • 當你對一個軟件失去興趣的時候,你最後的責任就是將其交棒給一位稱職的繼任者。
  • 將你的用戶視爲你的共同開發人員是你實現快速代碼改進和有效調試的最簡單途徑。
  • 在有一羣足夠多的 beta 測試者與共同開發者的情況下,幾乎所有的問題都可以被立即描繪出來,並且由某個人很直覺的解決。
  • 通常,最引人注目和最具創新性的解決方案來自於意識到你對問題的概念是錯誤的
  • 完美 (在設計中) 不是在沒有其他東西可以添加的時候實現的,而是在沒有其他東西可以減少的時候實現的 (來自於 Antoine de Saint-Exupéry) 。
  • 任何工具都應該以預期的方式發揮作用,但是真正偉大的工具可以被用於你從未預想過的一些用途。
  • 如果開發工作中,負責協調的人有像互聯網這麼好的通信媒介,並且知道如何不要透過強迫來領導的時候,越多的領導者會比單一領導者要更好。

這些想法以非常具體的方式描述了黑客構建軟件的方法。

黑客亞文化在網絡空間的碰撞

隨着網絡的進一步發展,黑客亞文化在留言板和論壇上發生了碰撞。所有這些黑客亞文化都有一套核心的共同態度和行爲,包括:

  • 共享軟件和信息
  • 探索自由
  • 分叉軟件的權利 [76]
  • 厭惡權威
  • 玩樂和聰明

但他們對未來互聯網將如何發展有不同的想法。

早在 1968 年,關於計算機網絡創建後資本主義社會的力量的烏托邦觀念就出現了 [77]。烏托邦主義者認爲,聯網計算機可能會讓社會生活在一種伊甸園中,由自主的計算機代理協調,不需要勞動,與自然共存 [78][79] 。

還有一些反烏托邦的觀念。一位年輕的小說作家 William Gibson 在其 1981 年的短篇小說「 Burning Chrome」 中首次創造了「網絡空間」這個詞。在他的概念中,網絡空間是一個大公司可以肆無忌憚地運作的地方。故事裏,黑客們可以真正進入網絡空間,穿越那些可以足以粉碎人類思想的強大系統。Gibson 設想,在網絡空間裏,政府無力保護任何人;沒有法律,政治家也無關緊要。只有現代企業集團原始而野蠻的力量 [80] 。Gibson、Bruce Sterling、Rudy Rucker 其他作家構成了這個極端反烏托邦文學運動的核心。

烏托邦人主義者開始獲得財富

另一羣黑客來自上世紀 60 年代的反主流文化。他們中的許多人對網絡的看法比較樂觀,認爲網絡是一個新的安全世界,激進的事情可以在那裏實現。就像反腐文化一樣,網絡空間可能是把個人從老舊又腐敗的權力等級制度中解放出來的地方 [81] 。

這種樂觀的想法在 20 世紀 80 年代和 90 年代遍及硅谷的企業家圈,創造了一種對技術的積極態度,認爲技術既是一種向善的力量,也是一條致富之路。當時一位英國學者寫道 [82] :

這種新的信仰是從舊金山的文化波希米亞主義與硅谷高科技產業的奇妙融合中產生的……它混雜了嬉皮士的自由精神和雅皮士的創業熱情。 這種對立的融合是通過對新信息技術解放潛力的深刻信仰而實現的。 在數字烏托邦裏,每個人都會既時髦又富有。

這種「老嬉皮」的思想在 1996 年以「網絡空間獨立宣言」的發表而達到高潮。該宣言由美國搖滾樂隊 Grateful Dead 的一位前作詞人 John Perry Barlow 撰寫,他曾是反腐文化的一分子 [83] 。到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硅谷的創業文化和剛創辦的《連線》雜誌圍繞 Barlow 烏托邦式的萬維網願景開始集結。他開始舉行他稱之爲 Cyberthons 的集會,試圖把這些運動結合在一起。
Barlow 說,他們無意中成爲了創業的溫牀:

按照設想,[Cyberthon] 就像是 90 年代的酸性測試,而且我們曾經考慮過讓一些同樣的人蔘與進來。 但它立刻獲得了一種金融、商業的性質,這一開始對我這樣的老嬉皮士來說會有點不安。 但當我看到它開始起作用的時候 , 我就想 : 哦 , 好吧 , 如果你要對 9 0 年代的人做一次酸性測試,最好是要有點錢 [84]。

密碼朋克運動的出現

雖然烏托邦主義者相信每個人都會變得「時髦和富有」,反烏托邦主義者相信,就像 William Gibson 所設想的那樣, 消費者互聯網將是企業和政府控制和監控的監獄。他們開始從中拯救自己。

他們從密碼學系統找到了一種可以用來逃避監視和控制的潛在解決方案。當時的英特爾助理首席科學家,Tim May,於 1992 年撰寫了《加密無政府主義宣言》 [85] :

這場革命的技術 - 這肯定是一場社會和經濟革命 - 在過去十年中一直存在於理論中。 這些方法基於公鑰加密、零知識交互證明系統以及各種用於交互、認證和驗證的軟件協議。 迄今爲止,重點一直被放在歐洲和美國的那些國家安全局密切監控的學術會議上。 但是直到最近,計算機網絡和個人計算機才達到了足以使這些想法在現實中可行的速度。

監管機構直到最近還一直將強大的密碼學技術歸類爲武器類技術。1995 年,一位著名的密碼學家就對密碼學技術的出口管制對美國國務院提起了訴訟,此前美國政府裁定,包含加密系統源代碼的軟盤在法律上與炸彈、火焰噴射器一同置於軍需品清單,其出口必須實現獲得國務院批准。美國國務院最終敗訴,所以現在密碼學代碼可以自由傳輸 [86] 。

強加密有一個與衆不同的特性:其部署比銷燬更簡單。對於任何人造結構來說,無論是物理結構還是數字結構,這都是一種罕見的品質。直到 20 世紀,大多數「安全」的人造設施都需要花費很多的時間和精力來建造,但卻很容易被合適的炸藥或機械穿透;就像城堡之於攻城戰,地堡之於炸彈,密碼之於計算機。普林斯頓計算機科學家教授 Arvind Narayan 曾寫道 [87] :

2000 多年以來,證據似乎在支持 Edgar Allan Poe 的主張,即「人類的智慧不能創造出人類的智慧無法解決的密碼器」。 這就像一個貓抓老鼠的遊戲,擁有更多技能和資源的人永遠佔優。 然而,由於三個獨立的發展,這種情況在 20 世紀 70 年代突然發生了變化: 對稱密碼 DES (數據加密標準)、非對稱密碼 RSA 和 diffie-hellman 密鑰交換。

到了 20 世紀 90 年代,他又說道 :

一些加密算法第一次有了明確的數學證據(儘管無法在數學上證明)證明它們的強大。 這些發展發生在微計算革命的前夕,計算機逐漸被視爲賦權和自治的工具,而不是國家的工具。 這些是「加密夢想」的種子 [88]。

密碼朋克是黑客運動的一個亞文化羣體,主要關注密碼學技術和隱私。他們有自己的宣言 (寫於 1993 年) ,有自己的郵件列表 (1992 年到 2013 年) ,成員人數一達到 2000 [89] 。以下是密碼朋克宣言的刪節版本。在最後幾行中,它宣稱需要一種新的數字貨幣系統作爲從機構監督中獲取隱私的一種方式。

密碼朋克宣言

「密碼朋克」一詞實際上是一個文字遊戲。它來源於術語「網絡朋克」,這是 William Gibson 和其同時代人開創的一種科幻小說的子類型 [90] 。《密碼朋克宣言》寫道:

所以可知,開放社會的隱私權需要匿名的交易系統。當前,現金就是這樣的一種系統。匿名交易系統並非祕密交易系統。在匿名系統中,個體僅在自願的情況下,才披露個人身份;這是隱私的本質。開放社會的隱私還需要密碼學… 我們不能指望政府、企業、或者其他巨大的、面目不清的組織,出於他們的良心,來爲我們提供隱私權。他們一定會對我們評頭論足,我們也應該預料到他們會這麼做。要去抵制他們的言論,就是與信息的特性對抗。信息不只是想要免費,信息一定會免費。信息註定要擴展,去佔領所有的可用存儲空間。信息是謠言的兄弟,它年輕、強壯;信息是快跑的腳步,比起謠言,它有更多的眼睛,更豐富的知識,但理解的更少。我們要捍衛我們的隱私。我們必須一起努力,建設可以處理匿名交易的系統。多少個世紀以來,人們通過悄悄話、夜幕、信封、緊閉的房門、祕密的手語,以及郵遞員來保護自己的隱私。過往的技術,無法支持可靠的隱私,但電子技術可以。我們密碼朋克,將投身於建設匿名的系統。我們要捍衛自己的隱私,用密碼學,用匿名郵件系統,用數字簽名,用電子貨幣。

在過去的幾十年間,曾經有許多創建數字貨幣系統的嘗試,而其中有一些則是由密碼朋克郵件列表小組中的成員發起的。中本聰就是郵件列表中的一名成員;其他成員包括 Tim May,加密無政府主義的創始人 ;Wei Dai,P2P 數字貨幣原始概念的鼻祖;Bram Cohen,BitTorrent 創始人;Julian Assange,維基解密創始人;Phil Zimmerman,PGP 加密的創始人;Moxie Marlinspike,OpenWhisper 協議和 Signal Messenger 的開發者;以及 Zooko Wilcox-O’hearn,Z-cash 成員 [91][92] 。

密碼系統擁有了「道德品質」

現代工程師在建立在能落實其領域內道德準則的組織方面做出了多番努力,其中包括:

  • 1964 年。美國國家職業工程師學會道德準則發佈,重點關注社會責任,即「公衆的安全、健康和福利」。
  • 1969 年。IEEE.22 憂思科學家聯盟在 MIT 成立。
  • 1982 年。國際密碼學研究協會 (IACR) 成立,目的是爲了促進密碼學的使用,以維護公共福利。
  • 1990 年。電子前沿基金會 (EFF) 成立。

20 世紀 90 年代硅谷的技術樂觀主義也爲該行業日益增長的道德陷阱埋下了伏筆。在 2005 年的一篇名爲 「密碼學工作的道德品質 」的論文中,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計算機科學教授 Phillip Rogaway 建議, 技術從業者應仔細研究軟件本質上對任何人都「有益」的假設 [93] :

如果你是一個技術樂觀主義者,一個美好的未來就來自於你的工作。 這意味着對道德責任的限制。 最重要的事情是做好你的工作。 這甚至變成爲一種道德上的要求,因爲工作本身就是你的社會貢獻。

Rogway 建議技術從業者應該重新把注意力放在道德責任上,建立能給普通人賦權的新型加密系統的 :

儘管如此,我確實相信說傳統加密嵌入了賦予普通人權力的潛質是準確的。 加密直接支持言論自由。 它並不需要什麼昂貴或難以獲得的資源。 它可以通過一個很容易共享的東西來實現。 個人可以無需使用後門系統。 即使是關於加密的習慣語言也暗示了一種世界觀, 在這種世界觀中 , 普通人--世界上的 alice 和 bobs--將有機會進行私人的談話。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們必須努力將加密嵌入到一個支撐住權利的架構中,而且我們在這個過程中可能會遇到許多障礙。

「負責任」的黑客從上世紀 9 0 年代起開始組織在一起

許多免費的開源軟件項目都有第三方開發人員出於利他主義的原因爲項目貢獻代碼,將他們在原來版本上所做的改進整合到主幹上。通過這種方式,開源軟件項目可能會在沒有任何中央組織機構干預的情況下累積上百或上千個未經協調的個人的工作。這種組織形式也被稱爲「開放式工作分配」法。

開放式工作分配指的是一種給予知識工作者極高自由度的管理方式。在開放式工作分配的模式下,知識工作者有權開始或加入項目的任何領域,並決定如何分配他們的時間。這種方法被認爲是「自組織」的一種形式,且已被廣泛應用於超脫任何企業或合夥制結構之外的自由軟件世界。

在開放式分配結構中,決策能力一般在掌握在那些距離需要解決問題最近的人的手裏。項目會有一個「主要負責人」,通常是在該項目上工作時間最長或影響最大的那個人。任何項目方向的仲裁者都僅限於該項目的工作人員之內 [94] 。如果項目領導者被新的開發者所取代,他可以選擇轉變成該項目的追隨者,或者完全脫離項目。與傳統的權力固定的管理結構不同,在開放式工作分配中,領導者的頭銜只是暫時的區別。

開放式工作分配的原理簡介

正如我們在前文中所討論的那樣,組成公司管理層的「分析師」通常對變革有既得利益。營銷活動可能會取代工程上的優先事項。持續的、不必要的更改可能會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破壞程序的功能,因此,管理不善的專用網絡平臺可能缺乏穩定性,或出現中斷、停機或「特徵蔓延」等情況 [95] 。

在使用開放式分配的開源軟件項目中,您所提出的更改必須由您自己來實現。不會有非技術型管理人員參與進來提出一些華而不實的功能;而且即使有人做出了這樣的提議,也不太可能有其他人會選擇並構建這些功能。

所提議的添加或更改通常由提議者實現,且只有當項目的其他維護者同意所解決的問題是真實的,並且解決方案是適當的時候,提議者纔會被允許提交代碼。

這種組織工作關係的替代模型被認爲是自由和開源軟件運動的主要成就之一 [96] 。

開放式工作分配的優點

開放式工作分配系統有很多好處,其中之一就是它最大限度地減少了「技術債務」。技術債務是一種比喻,它指的是現在使用快速、簡陋的解決方案給以後帶來的額外工作。在實踐中,無意義的功能請求、重定向、變更、溝通不暢和其他一些問題很容易導致技術債務。對軟件公司實施的監管和相關立法也會產生技術債務。

從這一點來說,企業管理和政府監督其實是一樣的,因爲這兩者都是強迫性,儀式性,單一和虛假的技術發展和技術債務的來源。

如果技術債務累積起來,那麼以後對項目進行有意義的改進會變得非常困難。高技術債務的系統就像西西弗斯困局,因爲維持現狀需要越來越多的努力,而且可用於規劃未來的時間也會越來越少。因此,這種類型的系統需要人毫無保留的投入。技術債務具有很高的人力成本,正如一位開發人員在其博客中所述 (長度經過編輯)[97] :

  • 工作煩心:高技術債務的代碼庫意味着其功能交付會非常緩慢,這會在進行有關業務能力的討論時造成很多挫折和尷尬。當有新的開發人員或顧問加入項目時,團隊成員則不得不面對新人困惑的表情,以及其眼中掩藏不住的蔑視。爲了把這一點與技術債務的比喻聯繫起來,想想一個債務堆積如山的人試圖向別人解釋被債權人騷擾的原因。這不僅很尷尬,而且會降低團隊的士氣。
  • 團隊內訌:不出意外,這種情況往往會導致團隊之間的爭吵。同樣,這就像我們可能會在一對負債累累的已婚夫婦身上看到的行爲。 團隊之間會劃清界限。他們在問題本身的沮喪和尷尬之上又加上了爭吵。
  • 技能退化:隨着尷尬和推諉的加劇,團隊成員可以感覺到他們的專業相關性在逐漸喪失。總的來說,他們想盡可能少改一些東西,因爲這樣做會進一步減緩已經推遲的進程。這不僅太慢了,而且風險也太大了。

技術債務通常是因對需要解決的問題沒有明確概念就開始項目而造成的。因此,在添加新的功能的時候,開發人員可能會誤解目標用戶的實際需求。最終,項目會陷入一個「反模式」中,即那些表面上看起來方向正確,但實際上會導致技術債務設計和行爲。反模式是項目和公司的殺手,因爲它們會積累大量的技術債務 [98] 。

相比之下,在具有全球意義的開放式分配項目中,開放式分配治理的好處會最大化。這些好處包括 [99] :

  • 協調:構思工作的人正是做這項工作的人。
  • 動機:你是在選擇你自己的項目,所以你會更加重視。
  • 責任:因爲你自己選擇了自己要做的任務並且自己解決了問題,所以一旦出現問題,你除了自己之外無人可以指責。
  • 效率:自由安排時間, 新的合作者也可以立即開始工作。沒有任何官僚主義或形式主義影響你的編程速度。

事實證明,人們喜歡開放式分配。2005 年,麻省理工大學斯隆管理學院和波士頓諮詢集團對開源軟件工程師的動機進行了研究。該研究報告稱 [100] :

我們發現 ...... 基於享受的內在動機,即一個人在項目中感受到的創造性,是「自願從事軟件開發工作時最強大和最普遍的驅動因素 ......」許多人對(自由軟件)運動參與者看似非理性和利他主義的行爲感到困惑: 把代碼提供給他人,泄露專有信息,幫助陌生人解決他們的技術問題…… 自由和開源軟件參與者可以通過選擇與其技能水平相匹配的不同難度的項目來保持流動狀態,但這一選擇在他們的常規工作中是無法實現的。

這使得管理科學界認識到了 20 世紀的罪惡。現在,他們正在尋找重新組織的方法,把決策權交給項目運營者!

商業軟件製造商無奈開始跟風

作爲在企業內部使用免費軟件的營銷計劃,「開源」運動於 1996 年正式開始興起。它以企業可以理解的方式定義了免費軟件的使用 [101] 。

GNU 創建者 Stallman 表示,自由軟件和開源軟件之間的區別是道德上的:「大多數關於開源的討論都不關注是非,只關注流行和成功 [102] 。」

無論區別如何,面對任何人都可以授權、複製、分叉、部署、修改或商業化的軟件的突然襲擊,傳統科技巨頭們開始亂了陣腳。2000 年,微軟 Windows 首席執行官 Jim Allchin 表示,「開源是知識產權的毀滅者 [103] 。」 2001 年,Steve Ballmer 表示:「從知識產權的角度來看,Linux 是一種癌症,它會把自己與它所接觸的一切聯繫起來 [104] 。」

但事實是:開源和開放式分配治理的方法不僅令人身心愉悅, 並且產生了非常成功的軟件。2001 年,一項將開放式分配方法引入企業的運動逐漸發展起來。這種方式被稱爲「敏捷開發」,這是商業軟件公司爲盡力保留相關性的不得已之舉。如果他們無法打敗開源軟件,他們可以加入其中,在開源軟件上構建商業服務和產品。敏捷開發的支持者們模仿之前的密碼朋克和網絡空間愛好者編寫了一份創始文件。敏捷宣言部分內容如下 [105] :

爲了在新經濟中取得成功,大步邁進電子商務,電子貿易和網絡時代,企業必須擺脫公司裏那些呆伯特式的沒事找事和晦澀難懂的政策。 這種把人從公司生活的貧乏中解脫出來的自由吸引了敏捷方法論的支持者,也嚇跑了傳統主義者。 坦率地說,敏捷方法會讓企業官僚主義者聞風喪膽- 至少是那些樂於爲流程而推動流程的人,而不是盡力爲「客戶」做到最好,並及時、切實地交付「承諾」的產品的人。 - 因爲他們已經無處藏身。

免費開源版的 Unix 變體取得了巨大成功

微軟最終在 2012 年將 Linux 和開源技術整合到了其企業級的 Azure 平臺中。就這樣,linux 擊敗了 windows 和其他專有操作系統, 成爲了 web 的基礎。目前,地球上月 67% 的服務器都在使用類似 unix 的操作系統。在這 67% 的用戶中,至少有一半運行 Linux。無論您使用的是哪種類型的電腦或電話,當您在瀏覽網頁時,您都有可能連接到 Linux 服務器 [106] 。

其他免費的開放源碼庫也在企業環境中取得了成功。Bloomberg LP 使用並向開源的 ApacheLucene 和 ApacheSolr 項目提供代碼,這對其終端中的搜索功能至關重要 [107] 。FreeBSD 是另一種開源的 Unix 替代方案,是 macOS 和 iOS 中「用戶空間」的基礎 [108] 。谷歌的安卓系統則基於 Linux [109] 。

寶馬、雪佛蘭、梅賽德斯、特斯拉、福特、本田、馬自達、日產、梅賽德斯、鈴木以及世界上最大的汽車公司豐田都在他們製造的車輛中使用了汽車級 Linux。雖然黑莓和微軟都有汽車平臺,但它們只被少數汽車原始設備製造商使用。截至 2017 年,大衆和奧迪都轉向了基於 Linux 的安卓平臺 [110][111] 。

2018 年,特斯拉發佈了其 Model S 和 X 型汽車的開源 Linux 軟件代碼 ,包括特斯拉自動駕駛儀平臺、硬件內核源代碼和信息娛樂系統 [112] 。

這些例子展示了兩個有關軟件的反直覺的經驗,即 [113] :

  • 一個軟件的成功往往與其背後的資本量成反比。
  • 計算機技術領域許多最有意義的進步都是在公司或高校系統之外工作的愛好者的成果。

現代組織設計出現在黑客的形象中

如今,許多軟件公司都在嘗試用某種方法來減少對管理層級的依賴。Spotify 和 Github 是兩家完全通過開放式工作分配來組織的業績斐然的公司。

Spotify 製作了兩個關於其獨立項目團隊如何進行協作的深度視頻。這些視頻對於開放式分配組織如何在沒有任何中央協調者的情況下協力共進,利用多個組件團隊構建單個平臺和產品具有指導意義。

比特幣前傳:黑客和密碼朋克文化是這樣誕生的圖 4: Spotify 的「工程文化」視頻總結了開放式工作分配如何在商業軟件公司中發揮作用。 在實踐中,傳統公司在沒有外部幫助的情況下很難採用這種組織設計。 (來源: YouTube)

  • Spotify 的工作方式,第 1 部分 [114]
  • Spotify 的工作方式,第 2 部分 [115]

開放式工作分配在公司內部的運作方式與其在公司結構外部的工作方式類似,但也有一些例外。雖然公司範圍內的排名不能決定項目分配,但它通常是決定薪酬的一個因素。

「響應式組織」是微軟爲了在其和其在 2012 年收購的公司留言板系統 Yamme 內部採用開放分配式組織設計而發起的一項運動 [116] 。目前,市場上已經出現了專門從事 " 組織設計 " 和向響應式團隊結構過渡的顧問服務。

最後,在公司內部創造「理想的工程條件」的嘗試可能只會持續到公司處於其所屬類別的舒適狀態的程度。Google 在公司初期也使用了一種叫做「20% 時間」的開放式分配治理方式,但後來當公司繼續發展並採用員工分級評鑑制度時,它就被淘汰了 [117] 。

更多的研究表明,在大多數公司中,權力並沒有真正轉移到「製造者」身上。根據 MI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和 Deloitte Digital 的一項研究倡議,數字化成熟的公司應將決策進一步推進到組織內部,但事實並非如此 [118] 。該研究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希望不斷提高自己的技能,但他們沒有得到僱主的支持,因此無法參與新的培訓。

這一發現反映了之前提到的麻省理工大學關於開源貢獻者動機的研究,該研究發現程序員喜歡參與開源項目,因爲這是一條他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發展新的、持久的和有用的技能的途徑 [119] 。

劃重點

在本節中,我們介紹了黑客文化及其圍繞一組特定設計原則和價值創建軟件的方法。我們說明了黑客文化是如何發展出一種組織模式的。並且,我們提出,這些模式可以使非專業人士和非學術人士更容易使用計算機軟件,從而破壞了嚴格許可和封閉源代碼所造成的社會分裂。另外,我們還通過 Linux 和 Apache 等軟件在基礎層面上展示了免費和開源方法的成功。

最後,我們展現了商業軟件公司是如何試圖模仿開放式工作分配的方法。利用自由開源軟件,黑客運動有效地摧毀了研究和開發的機構壟斷 [120] 。這些都成爲了比特幣誕生的基礎。

希望閱讀該報告全文的作者,可以訪問 此處 獲得報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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