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與惡魔之間,只差一個“權威”

天使與惡魔之間:

只差一個“權威”

文:kuange 編:禪心雲起、先知書店店長、柏果

天使與惡魔之間,只差一個“權威”

思考漫長而晦暗的人類歷史,你會發現,以服從的名義所犯下的罪行,遠多於以反抗爲名的罪行。

——C.P. 斯諾

作爲社會動物,人類有着服從權威的本能,但又不像螞蟻或者蜜蜂一樣,對蟲後和巢穴始終忠誠。因爲人的自由意志自有張力,幫助我們辨別是否應該服從,以及如何服從。

那些與人類良知、道德相悖的權威,我們憎之、惡之;那些有助於拓展自由、共情力、道德、合作秩序的權威,我們擁之、愛之。

然而,現實並非如此黑白分明。天使給人們的直接觀感未必賞心悅目,而魔鬼常常喜歡披上天使的外衣,讓我們無從判斷。

我們都知道打砸搶是犯罪,但如果有人告訴我們:有些羣體的財富都是不義之財,很多人就會立刻蜂擁而上;

我們都知道殺人是極惡之事,但如果有人告訴我們:欲殺之人,道德敗壞,政治立場不堅定,很多人就會呼籲千刀萬剮,而沒有絲毫的負罪感;

我們都知道真理不辯不明。但如果有人告訴我們:某種觀點或者言論是敵對方的陰謀,很多人就會認爲,禁止它們傳播是對的;

....

這樣的服從,歷史上屢見不鮮,現實中仍在上演。

人的良知和道德是如何被一步步吞噬掉的?權威是怎樣“操控”我們的?這些背德行爲的背後,人類又有着怎樣共通的心理機制?

▍ “我只是在做我被要求做的”

猶太心理學家斯坦利·米爾格拉姆一直憂心忡忡於自己民族的災難會再次上演,他不相信大屠殺終將絕跡。1961 年,他設計了一個備受爭議的電擊實驗,以證實他的擔憂並非空穴來風。

天使與惡魔之間,只差一個“權威”

“電擊實驗”

米爾格拉姆找了兩名實驗志願者,一人扮演“教師”,另一人扮演“學生”。實驗的規則是:“教師”可以通過電擊,來懲罰答錯問題的“學生”,並且電擊程度會越來越強。

在實驗過程中,“教師”能夠很直觀地看到“學生”被電擊時的反應,從抱怨,到反抗,再到痛苦得扭曲。

很多“教師”不願意繼續,或者口頭向主試官表達抗議,但是卻極少有人主動放棄實驗。大部分“教師”都堅持到了最後,對學生施加了最強級別 450 伏的電擊,並且沒有一個“教師”自發詢問被電擊的“學生”情況。

這個實驗後來在很多地方都進行過,但是,無論志願人羣的選擇範圍怎樣擴大,無論產生了怎樣的變體,最終的結果都沒有什麼改變,甚至在某些地區,“教師”的服從程度還要更高。

在實驗後的採訪中,當問到爲何繼續實驗時,受試者普遍給出了一個答案:“我只是在做我被要求做的。”

正是這樣一種“被命令”的狀態,讓無數的成年人變成了沒有思想、俯首帖耳的“小學生”。

該實驗進行的同一年,“納粹屠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審。他承認自己的所作所爲,但始終拒絕認罪,他認爲自己只是聽令行事,與實驗中的“教師們”如出一轍。

全程圍觀艾希曼受審的學者漢娜·阿倫特說:“不思考註定了艾希曼成爲那個時代罪大惡極的罪犯。 ”,並冠之以“平庸之惡”。

天使與惡魔之間,只差一個“權威”

這樣的言論受到廣泛攻擊和誹謗,但是米爾格拉姆卻從數百個電擊實驗的志願者身上認識到,阿倫特其實“更接近真相”。

米爾格拉姆說:“那些只是做着分內事,內心並不帶有特別敵意的普通人,可能會在可怕的毀滅活動中充當幫兇。”

這並不代表普通人缺乏道德感。有些人,當自己站在旁觀者的立場,很容易做出價值判斷。但在“權威”的精神施壓下,這種道德是非觀卻神奇地消失了。

還有一些人,道德感其實與背德行爲並存,但是他們轉變了關注點,不再從道德出發對行爲作出反饋,而是相反——更關注自己的行爲如何能達到權威的期望。

米爾格拉姆將整個實驗過程,以及他的分析寫成了《對權威的服從》一書,在書中他感嘆道:

與個人道德感的力量相比,社會讓我們相信的那些規則更具有效率……甚至於一個心理實驗,它的力量也足以讓一個人遠離道德的控制。__通過對信息和社會場的估量和重建,道德因素被相對輕鬆地拋到了一邊。

當擁有強制力的組織發出指令,當大衆媒體的立場發生轉變,當魅力型偶像一聲令下,幾乎每個人都會成爲米爾格拉姆實驗中那些電擊“學生”的“教師”。

很多人認爲“教師”們和艾希曼這樣的人本身就是惡魔,是一個社會中罕見的“壞蘋果”,但是他們卻忽略了區分蘋果之間好壞的標準是誰制定的,以及糟糕的環境,足以讓所有蘋果都會變壞。

▍ “每一個好人,都能在 6 天之內變成惡魔”

在米爾格拉姆實驗進行了十年後,米爾格拉姆的好友菲利普·津巴多進行了“斯坦福監獄實驗”,探討在糟糕的系統情境中,一個普通人如何變成惡魔。

相比米爾格拉姆電擊實驗簡單、直接的設計,斯坦福監獄實驗要複雜殘酷的多,也更加真實,它最終演變成了人性的修羅場。

天使與惡魔之間,只差一個“權威”

著名的“斯坦福監獄實驗”

1971 年,津巴多及其助手將斯坦福大學的一個地下室改造爲標準監獄,將經過嚴格篩選的 24 名志願者送了進去。

這 24 人被隨機分配“囚犯”和“獄卒”的角色。他們需要在這個全天候封閉的“假監獄”中像真囚犯和真獄卒一樣生活兩個星期。

隨着時間的推移,“獄卒”們變得越來越殘暴,“囚犯”們的精神也瀕臨崩潰。而且,津巴多和他的助手們逐漸喪失了觀察者的立場,深陷執法官和典獄長的角色難以自拔。結果,實驗只進行了 6 天就被迫停止。

斯坦福監獄就像一個“大染缸”,24 名志願者,還有旁觀的心理學家此前都是“白布一匹”,身心健康,道德感很強。但是,卻被這個染缸中各種“顏料”——從最簡單的穿衣打扮到最複雜的規則規範——變成了另外一個人。

“獄卒”赫爾曼後來說:“一旦你穿上制服並被賦予一個角色,你就會變了個人,你會開始演那個角色,照着劇本演。”

這種角色意識的內化,強化了“獄卒”濫用權力的力度,並將這個角色演繹得更加到位。同時,他們躲在角色面具背後,拋棄了個性化特徵,進一步降低了個人的道德和責任認同。

津巴多說:“當羣體中所有人都處在去個性化的狀態下,他們就生活在一個延伸現在的時刻中,使得過去和未來都變得遙遠而不相關。 感覺會支配理性,行動能凌駕反思。

反觀“囚犯”,穿上布袋子一樣的囚服,只有編號沒有姓名,頭上戴着女性絲襪,不僅被剝奪了人格特質,更進一步地被“去人性化”,變成了面目模糊的“動物”。

這種去人性化的生態,再度爲“獄卒”的暴虐行徑提供了理由,“把他們當成低於標準的人,不值得我們用對人類同胞的正直方式對待”。而“囚犯”則拼命壓抑着自己屬人的情感反應,強化了“去人性化”的過程。

歷史上,二戰期間低劣的猶太人,盧旺達大屠殺中蟑螂一樣的圖西族 ...... 現實中的弱勢羣體,異見者,或僅僅只是“特立獨行”之人,都不約而同地具有“囚犯”的精神特質,面臨着更廣泛社會情景中被“獄卒”虐待的遭遇。

津巴多通過“斯坦福監獄實驗”,展現了糟糕的環境是如何改變人的行爲,以及個人的道德和意志,在環境中有多麼的不堪一擊。

作爲心理學家的津巴多,代表作《心理學與生活》奠定了他在學界的地位,但記錄和反思斯坦福監獄實驗的《路西法效應》一書,則讓心理學的影響拓展到社會公共領域。津巴多反思道:

邪惡就像是誘惑你在日常生活軌道上來個小轉彎,輕微地繞點遠路,或者不過是後照鏡上的一個污點,最後卻帶人走向災難的下場。

天使與惡魔之間,只差一個“權威”

▍ 心理學關乎生活,也關乎歷史與社會

兩個實驗和歷史上無數同類型的災難都告訴我們:個人想要改變環境,難於登天且遙遠無期;但讓環境改變人,易如反掌且在朝夕之間

實驗情境由心理學家爲學術研究而創設,而現實情境,則被一些“人造神”操控着。那麼,到底是人帶壞了環境,還是環境帶壞了人?這還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老問題。

米爾格拉姆和津巴多強調權威和系統的作用,但同時他們也主張個體的抵抗。個體要抗拒那些施加於人們身上,妄圖將人們拖入罪行的力量。津巴多將這類人稱作“英雄”,但並不是我們慣常以爲的那種英雄形象,而是有着“特殊的”心理技巧和抵抗戰術。

天使與惡魔之間,只差一個“權威”

首先,他們願意承認人性的不完美,既不迷信權威,也不迎合大衆;對那些承諾建立至善世界的“行爲藝術家”和舌燦蓮花的騙子,始終保持警惕之心;而且嚴守個人自由的界限,保持自我的獨立性,既反抗公權力的僭越,也反對烏合之衆對人類普遍價值的濫用。

他們可能是社會生活中的“吹哨人”,可能是體制生態中的“守夜者”,可能是思想和觀念上的“先行者”,也可能是每一個平凡的個體。

以往,心理學被主要應用到談判、社交等生活、職場等場景中,而米爾格拉姆和津巴多的兩大實驗,將心理學的應用場景拓展到公共生活領域。爲此,先知書店誠摯推薦米爾格拉姆和津巴多的三部作品。

作爲心理學大師,他們的作品,首先能幫助我們快速掌握心理學的基本原理,以及如何在生活中應用心理學,而且,還可以幫助我們建立從心理學視角出發,重新理解歷史與公共生活的新通道。點擊下圖,您可一鍵購書 ,收藏好書即讚賞原創。(春節期間不停運哦~)

天使與惡魔之間,只差一個“權威”

天使與惡魔之間,只差一個“權威”

點擊 閱讀原文

打開 理性之門

來源鏈接:mp.weixin.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