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達國家禁運斷供,撬動萬億級資金,這種項目中國怎麼投?

CFIC 導讀

◆ 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國民經濟發展都離不開生產性資產,根據生產性資產所有者的屬性來劃分,包括企業級生產性資產和國家級生產性資產兩類。

◆ 國家級生產性資產由企業級資產之外的其他生產性資產構成,其中佔據核心地位的是事關國民經濟長遠發展的基礎性戰略性資產(BSA)。

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國民經濟發展都離不開生產性資產,根據生產性資產所有者的屬性來劃分,包括企業級生產性資產(以下簡稱“企業級資產”)和國家級生產性資產(以下簡稱“國家級資產”)兩類。

*企業級資產由土地、廠房、設備等不變資本和勞動力等可變資本構成,是企業開展生產經營活動的基礎。

*國家級資產由企業級資產之外的其他生產性資產構成,其中佔據核心地位的是事關國民經濟長遠發展的基礎性戰略性資產(以下簡稱 B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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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基礎性戰略性資產


基礎性資產是爲國民經濟其他部門提供必需產品和服務的部門或行業的生產性資產。如鐵路、公路、機場、水利等傳統基礎設施,同時也包括石油、天然氣等能源產品。基礎性資產的構成不是一成不變的,隨着科技進步和國民經濟的發展,基礎性資產也在擴容。如支撐互聯網“+”的 5G、提供良好生產生活環境的生態資產、能夠加快產業結構升級步伐的高技能專業勞動者等都屬於新時代的基礎性資產。

戰略性資產是在全球競爭格局中對國家產業安全具有重大意義的生產要素和高技術產品,凡是被髮達國家列爲“禁運”、有可能被“斷供”以及價格可能被少數國家或戰略性聯盟操縱的產品和生產要素,都可以認定爲戰略性資產。如石油、外匯、稀缺性大宗商品等對國民經濟發展具有戰略性意義的產品。同樣地,受科技進步、地緣政治格局演變及國民經濟發展等因素影響,戰略性資產的構成也在不斷變動。如碳排放權在國際政治格局博弈中具有戰略性意義,5G 更是各國佔領新科技革命的制高點之一。這些戰後政治格局與科技發展的產物甫一面世就成爲了戰略性資產。

BSA 在國家經濟發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數量與規模取決於對應國家或地區的自然地理環境、經濟發展階段。一般來講,BSA 與自然地理環境條件成反比,即自然地理環境條件越差,對 BSA 的需求越多,其數量與規模也就越大;與經濟發展階段成反比,經濟起飛之初,對 BSA 的需求數量級較大,其積累速度也更快,規模也更龐大。

在中國,特殊的地理環境及經濟發展階段決定了 BSA 有着龐大的發展空間。就當前中國而言,BSA 至少可以包括以下四類:

基礎生產要素,包括與人民生存環境息息相關的水資源、城鎮與農業用地、大氣與能源等,以及高素質勞動者、保持基礎前沿科學進步的基礎設施等;

中間高新技術產品產能,包括但不限於:戰略性科技產品和優質消費品;

民生資產,包括公共服務能力、社會保障住房、基本收入保障等;

國家安全資產,包括南海開發、南疆開發、軟實力與話語權基礎設施建設、“一帶一路”建設所需的基礎設施等。

上述 BSA 只是根據現實情況做出的大致推算,雖非精確,卻足以說明 BSA 涉獵範圍之廣,工程規模之大。實施這些工程的投資規模動輒萬億計,投資週期超長,一旦實施則成果不可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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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特殊屬性


BSA 事關國民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具有一些顯著不同於企業級資產的特徵。

超大規模。多數 BSA 是通過對特殊自然地理環境的改造、高精尖技術的投資形成的,其投資規模動輒萬億。以民生資產中的保障住房爲例,按照 3000 元 / 平方米的建造成本,200 億平方米的保障住房的投資規模高達 60 萬億元。

超長週期。BSA 投資規模龐大,建設週期更長,多數資產的形成需要十年以上的建設週期,而其資本收益的回收期更長。如欠發達地區開發,工程前期需要投入大量資金,待開發成熟後方纔有穩定的投資收益。不僅如此,BSA 的經營註定不能按照企業級資產經營定價,這就決定了 BSA 的投資回報期較企業級資產更長。

高度不確定性。對特殊自然地理環境的改造及高精尖技術攻關等過程充滿了不確定性,來自自然、技術、社會、國家安全等多重維度的不可控因素均有可能成爲 BSA 的負面衝擊,導致投資失敗。

顯著的正外部性。即項目的實施不僅可以帶來投資標的的直接改善,同時也會顯著改善投資標的的周邊地區、產業以及全社會的福利。如科技基礎設施投資帶來的技術進步往往是普惠性的,所有企業及個人均可受益。

跨期邊際收益爲正。BSA 資產對應的產品收入彈性大於 1,即隨着經濟增長及人均收入的增長,社會對這類產品的需求和這類產品的價格會同步或更快增長,這類資產的投資回報率也將相應增長。如技能-專業型勞動者的需求規模及勞動者的收入會隨着產業升級的推進而出現質的提升,清潔能源隨着人們生態意識的改變而迎來更大的市場需求,中間高新技術產品更是會成爲產業轉型成功後的支柱產業。

具有自然壟斷性質。經過前期巨大規模的投資,BSA 對應項目會積累龐大的固定資本,形成其所在行業的沉沒成本,天然地阻擋了新的競爭者進入。同時,在後期開發及運營中,項目增加生產能力或服務能力的邊際成本會顯著下降,預期的規模收益會顯著遞增,即出現規模報酬遞增現象。如欠發達地區開發,隨着航道、港口、機場、道路等交通設施及網絡設施投入使用,後期開發項目可分享基礎設施,單個項目的投資成本將顯著下降。

項目運營相對簡單。因自然壟斷及鉅額沉澱成本消除了潛在競爭對手進入的可能,BSA 對應的項目運營方僅需提供標準化的產品和服務即可,降低了因激烈的市場競爭而不斷創新的需求,項目本身對管理及創新的要求相對較低。因此,項目運營方無需設計複雜的管理架構或保有昂貴的研發團隊,扁平化的運營即可滿足要求,大大降低了不必要的支出,無形中提高了企業在長期運營中盈利的可能。

3

爲可持續發展提供廣闊發展空間


對中國來說,BS A 不僅可以把短期內局部過剩的產能重新轉化爲對經濟發展有用的產能,而且可以通過供給側的結構性改善爲長期經濟發展注入活力。

一方面,BSA 可化解短期內的過剩產能。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民經濟出現局部性生產過剩是一種常見的經濟現象。聽之任之則局部性生產過剩的積累最終將演變爲普遍的生產性過剩,並最終導致經濟危機。反之,通過去產能的方式雖然可以消除局部性生產過剩,但這也意味着放棄了把局部性過剩產能轉化爲新一輪增長動能的可能。如何在化解局部性生產過剩的兩難境地中取捨是一個世界性難題,而 BSA 可有效解決這一難題。

短期內,BSA 的天量投資可以創造新的需求。按照 BSA 的基本特徵,任何一個項目都將在未來幾十年撬動萬億級乃至十萬億級的投資,如果數十個 BSA 項目同時推進則可撬動數百萬億級的投資。BSA 項目早期投資規模巨大,幾個項目的同時推進就可在短期內創造萬億級的投資需求,顯著增加對煤炭、電力、鋼鐵、水泥、化工以及建工等基礎產能的需求,而這些部門正是容易出現局部性生產過剩的產業。由此,BSA 可以將局部性生產過剩轉化爲拉動國民經濟新一輪增長的有用產能。

另一方面,BSA 有利於供給側的結構性改善。

長期看,BSA 項目的投產運營將形成新的供給能力,實現供給側的結構性改善。技能-專業型勞動者隊伍、先進的科學技術等基礎生產要素的積累體現瞭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社會主義本質,爲國民經濟的升級換代提供了戰略性保障。戰略性科技產品及優質消費品等中間高新技術產品產能的形成更是爲產業結構升級奠定了堅實基礎。公共服務能力、社會保障住房及基本收入保障等民生資產的投資則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方式。不僅如此,民生資產的形成還將釋放數十萬億乃至百萬億級的消費能力,促進總需求規模的再次改善。欠發達地區開發、“一帶一路”建設所需的基礎設施、國防能力建設等國家安全資產的形成,可爲我國長遠發展創造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以及更加有利的發展環境。水資源、農田、大氣及能源等基礎資產的形成將顯著改善我國的生態人居環境。

可見,無論在短期還是長期,BSA 都能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其價值作用覆蓋了經濟、政治、社會、生態等方方面面。

4

更需要宏觀戰略性投資


從現有投資體制看,BSA 難於吸引微觀自發投資,即企業級由利潤驅動的投資。

如前所述,BSA 具有超大規模、超長週期、高度不確定性以及受益難以排他等特徵。特別是作爲基礎性資產主體的生態、資源類項目,往往需要千億、萬億級規模的投資,回收期 10 年以上,建設過程受到國家乃至國際間政治與政策不確定的挑戰,還很難完全做到誰投資、誰受益……顯然,對於這樣的投資,企業往往既無投資意願,也沒有足夠的投資能力。因此,BSA 更需要宏觀戰略性投資。

宏觀戰略性投資是針對國民經濟中長期發展的底盤意義上的對基礎性生產要素和戰略性新興產業能力的投資。根據 BSA 的基本特徵,宏觀戰略性投資不能簡單套用傳統的市場融資方式,而需要另闢蹊徑,其核心是打造宏觀戰略性投資體系:

*由國家長期發展戰略與中期規劃研究來選擇投資領域和“超級工程”;

*分設若干專業性子基金,合理分工與競合相統一;

*在國家中長期發展規劃的重點領域和重大平臺內,實行基於規則的全產業鏈投資,避免宏觀投資微觀化;

*打造使命型、專業化基金運作團隊;

*實行國家榮譽和長期經濟利益並重的複合型長期激勵機制,防止滑向私募行業的短期化、單一化貨幣刺激。

宏觀戰略性投資會衍生出新的投資體制安排,充分發掘 BSA 的增長潛質。在傳統市場化投 資體制下,基礎性戰略性資產因其獨特的投資收益屬性而鮮有人問津,導致國民經濟發展後期投資乏力。如發達國家投資率普遍較低,一些基礎設施老化嚴重卻缺乏推動基礎設施更新的制度安排。宏觀戰略性投資啓動後,一批“超級工程”的實施必將帶來市場化投資成本的降低,帶動市場化投資規模的擴張。市場化投資的擴張反過來可以爲宏觀戰略性投資的進一步擴張提供機遇,充分發揮 BSA 規模報酬遞增的特徵,爲宏觀戰略性投資帶來更大規模的資金迴流。

本文來源:瞭望,原文首發於 2020 年 6 月 30 日,原標題爲《瞭望|中國如何投資“基礎性戰略性資產”?》,原刊於《瞭望》2020 年第 26 期。

作者:史正富,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

微信編輯:王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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