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給全球經濟系統帶來了挑戰也創造了機會,加密貨幣等新技術與治理系統可能給全球貨幣生態創造新格局。

原文標題:《淺談疫情對數字貨幣的影響:數字貨幣如何推動社會協作和價值交換》
撰文:劉志毅

近期數字經濟表現比較搶眼,不僅比特幣終於又過萬了,而且在很多加密數字貨幣都在上漲。這篇文章就是對在疫情如何影響數字貨幣的本質的分析,以及如何理解比特幣的長期價值的構建,最後我們還會討論央行的數字貨幣政策是否會受到影響。最近關於疫情對經濟和社會的影響成爲了經濟學界的重要課題,希望這篇文章能夠給疫情之中的各位市場參與者一些冷靜的思考,相信關於市場經濟規律和本質的討論有助於大家做出更加理性的決策。

首先我們來討論推動普遍性的數字貨幣價格上漲的影響因素有哪些?我們可能需要回顧一段歷史:1944 年 7 月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的布萊頓森林,全球 44 個國家通過了由美國主導的協議,這一協議將美元跟黃金掛鉤,其他貨幣跟美元掛鉤。英鎊最終讓位於美元,美元從此取代英鎊成爲全球唯一的儲備、結算和貿易貨幣。1973 年美國單方面的宣佈美元與黃金脫鉤,卻繼承了布萊頓森林體系的主導貨幣體系的地位,其結果就是美元成爲了唯一的國際貨幣的計價單位。2008 年金融危機讓我們看到法定美元的週期性和主權性陷阱,黃金和比特幣都作爲某種共識性的解決方案,當人們對法定貨幣信用機制推動的全球金融資本主義感到失望的時候,就會選擇黃金或者比特幣(數字黃金)來解決問題。

系統思考之後,可以分析其實際原因有三個,爲各位分析其基本邏輯:

第一、在大衆看來,比特幣作爲數字黃金具備對抗通貨膨脹的能力,當人們對經濟的預期悲觀時就會導致比特幣的流通和交易數據增長。雖然實際情況是黃金本身的價格波動顯示其也不能對抗通脹,人們的選擇更多的顯示了一種共識的分裂:在危機來臨時人們(主要指的是少部分對比特幣有認可和共識的人)對法幣的信息不夠充分,因此選擇了比特幣作爲儲值的方式和手段;

第二、春節假期前市場波動和交易量的下降是非常普遍的現象,而隨着長假結束市場也恢復了運作(過去幾年期間 2 月份本來也屬於數字貨幣的強勢月份),持續的經濟不確定和疫情的推動催化了人們的恐慌情緒,對傳統金融市場信任度的下降不僅推動了作爲數字黃金的比特幣的價格上漲,也推動了黃金價格的上升。事實上,另外一組數據也顯示了這個現象,全球央行已連續十年成爲黃金的淨買家:全球黃金儲備資產在 2019 年增長了 650.3 噸,全年增量爲五十年來第二高,其實質就在於 08 年以來的金融危機確實挑戰到了人們對法定貨幣的根本信任;

第三、在理解以上兩個觀念的基礎上,數字貨幣的價格實際上反映的是經濟史上一個核心問題:信用和共識是如何達成的。無論是黃金還是美元都是在特定歷史時期獲得了市場的共識性的信用(相比來說對黃金的信任時間週期更長更根深蒂固),而事實是當這些強勢的貨幣被新入場者挑戰時,需要做的可能不是視而不見的迴避,而是想辦法去擁抱新技術下的貨幣邏輯,找到更好地推動全球經濟向前發展的解決方案。

簡而言之,比特幣的上漲來源於疫情推動的避險情緒(包括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增大),從而導致的對貨幣共識的分裂,從而推動了價格的波動上漲。隨着價格的普遍上漲,很多市場的投資者開始暢想所謂比特幣牛市是否已經到來,在這裏我來討論下所謂真正的牛市應該具備什麼樣的必要條件?

作爲一個理性市場的參與者,要理解的是推動任何一種貨幣價格的變化(尤其是作爲投資品的貨幣)需要做到的是增加對它普遍上漲預期的共識達成,換言之外部緩解是疫情帶來了全球避險情緒的提升,風險偏好的下降也會推動人們去尋找投資產品。但是這樣的上漲並不是持續性的而是週期性的波動的,要推動其進入所謂牛市就要達成以下三個條件:

(1)推動比特幣成爲更普遍人羣的共識標的,具備跟黃金一致性的投資屬性,需要知道的是黃金凝聚的是上萬年間人們對金屬貨幣的共識和信用,而比特幣目前只具備很小圈層的人們的共識,且它需要計算力和電力的支持;

(2)推動比特幣在更多的主權國家得以應用,投資屬性的標的需要實際經濟場景支持,考慮到全球經濟週期的不確定性增大,雖然沒有到經濟學家「末日博士」努里爾·魯比尼曾經所預測的崩潰的境地,但是普遍性的信心不足已經既成事實,在這樣的情況下推動更加「公平」的比特幣的廣泛可能是一個很好的解決方案;

(3)推動比特幣在數字經濟領域的普遍應用,尤其是在跨境服務領域得到普遍的支持;比特幣畢竟來自於數字世界,其應用場景應該也集中於數字領域,因此找到其殺手級的場景,拓展其在不同場景的流通效率是關鍵。

在以上三個條件達成的基礎之上,可以推動比特幣從小衆到大衆,從個體認知到普遍共識的逐漸形成,單純的依賴外部條件的偶然性變化刺激出來的避險情緒,是不可能推動持續的牛市,結果只會是不盡人意。因此,勸解各位投資者更加理性的看待波動性週期性的行情對投資標的的影響,反過來思考比特幣長期上漲的真正推動力是否具備?

最後,我們來討論央行的數字貨幣政策是否會受到一定的影響?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看疫情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從疫情期間的人民幣匯率表現來看,非典疫情期間我國實行的是市場供求爲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疫情期間人民幣匯率始終維持在 8.28 附近,而當前我國實行的以市場供求爲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化彈性更強,因此本次疫情帶來的人民幣匯率波動會高於非典疫情。

換言之,有關新冠疫情對於境外資本的衝擊方面存在兩種影響,一方面出於短期避險情緒的考慮,部分境外資本流出國內市場,導致人民幣匯率短期或存在貶值壓力,而另一方面,疫情帶來的風險資產價格下降,也將同時提升其吸引力,因此存在境外資本從風險收益角度流入的影響,導致人民幣匯率存在一定的支撐。也就是說我們可以預期到三個結果的出現:

1、疫情推動了人民幣匯率的波動,也會推動央行推進數字貨幣的技術解決方案來更好的管理人民幣的匯率;目前疫情導致的風險最大風險在於會階段性的影響市場情緒,使得匯率階段性承壓的同時,也挑戰人們對未來經濟的預期。考慮到外部中美貿易的基本環境,可以看到的是央行將面對一個更加複雜的市場環境,需要更好地對匯率進行管理;

2、考慮到隨着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進入關鍵階段,社會公衆關心的使用現金支付是否安全的問題可以通過數字貨幣得到緩解,更多的人傾向於在特殊時期使用無接觸的電子支付手段,這將推進數字貨幣的發行和使用,目前看來,疫情給到了央行推動全面無紙化貨幣的契機,長週期看無紙化貨幣也可以幫助央行更好的管理社會信用以及制定貨幣流通的規則;

3、長期看來,各國央行關注的是法定加密數字貨幣如何推動社會協作和價值交換,能否通過這樣的新的技術形態推動本國經濟更快更好地運行,因此理解央行的數字貨幣政策不能僅僅從短期來理解,而要從數字貨幣如何更好的服務經濟的角度去理解。一方面可以看到央行在對待數字貨幣的謹慎,新的技術不僅僅會帶來收益也會對金融系統帶來風險,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對於人民幣國際化的機遇,個人建議加大政府及社會各方面的投入,進一步佔據主權「數字貨幣」技術的全球制高點,在技術成熟的基礎上,以現有的人民幣支付清算網絡和渠道爲依託,開展 DCEP 的國際支付清算。應該看到危機之中蘊含的機會,DCEP 的國際化是國內貨幣制度向國外的延伸,國內貨幣制度的完善是人民幣和 DCEP 國際化的基礎和保障。

以上就是我對比特幣爲代表的數字貨幣價格上漲的現象思考,其邏輯核心就在於理解貨幣的本質在於推動社會協作(分工)和價值交換(交易),在這個基礎之上理解技術帶來的金融、社會和經濟的變化,才能夠真正看到除了價格波動外的價值的演變邏輯。貨幣反映出來的只是人們對它所代表的經濟系統的預期的變化,更加根本的是對它所代表經濟系統的信心的變化,如何推動共識和信息的達成不僅僅需要理解數字貨幣帶來的收益,更需要理解的是複雜經濟系統下如何推動人們共識的形成。最後我們討論的是央行貨幣政策的影響,其核心觀點在於幫助大家理解央行的數字貨幣政策不會僅僅受到某個投資標的的影響,而是會基於經濟系統的健康運行和發展纔是其考慮的核心。

總結下,疫情帶給全球經濟系統來了挑戰也帶來了機會:挑戰在於疫情帶來的避險情緒實際上體現了人們對目前的全球金融資本主義下的經濟系統的信任度和認可度的下降,而機會則在於新的技術和治理系統帶給原來的全球貨幣生態創造新格局的可能性,而我們希望中國不要錯失這樣的機遇,也相信央行能夠推動 DCEP 爲代表的法定數字貨幣在現有經濟系統的基礎上建構出更加健壯的經濟生態。對於各位投資者來說,與其相信所謂的牛市說,更可靠的還是相信市場經濟的本質在於社會協作分工和價值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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