備受矚目的“數據信託”,真解藥還是僞烏托邦?|隱私計算專欄

在智能科技賦能金融及各行各業的時代浪潮中,當數據已成爲重要資產和生產要素,信託這一古老的金融概念卻穿越歷史,開始影響數據在當今世界的運行方式。

8 月 29 日,“數據資產信託合作計劃”在京發佈,標誌着我國在探索數據信託之路上邁出了實質性步伐。據《華夏時報》報道,未來數字資產信託合作將聯合國家部委、地方政府、行業協會、國資央企及科創企業開展包括研究合作、技術合作、示範合作三個方向的工作。

清華 x-lab 數權經濟實驗室主任鍾宏在談及“數據資產信託”的作用時認爲,它是集成法律、技術、政策、資本的制度方案,通過解決數據主體與數據控制者之間不平衡的權力關係,從而找到一條在數據流通和交易中確保數據隱私和安全的共贏之路。

中航信託首席研究員、中國信託業協會特約研究員袁田表示,數據資產信託需要不同角色開放合作、共建共享,在一個生態地圖裏找到各自價值的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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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信託補足信任與能力

近年來興起的數據信託(Data Trust)借鑑了金融領域的信託概念,把數據視爲資產,由具備專業知識和資源的受託人(fiduciary)來“打理”受益人的數據,併爲委託人(在數據領域往往也是受益人)創造相關收益。數據信託就像人們熟悉的醫生,律師,理財顧問一樣,代表和管理委託人的切身利益,委託人則無需具備相關專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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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2 月,數據信託入選了 MIT Technology Review 2021 年“十大突破性技術”。對此,電子科技大學網絡空間安全研究院院長張小松教授表示,數據信託主要解決了數據資產的授權使用問題,還可以明確數據資產的收益安排,使得數據資產增值部分的利益歸屬可以按照委託人意願進行設計和分配。

信託的立身之本是信任,成功之道是專業的資管能力。同理,數據信託之所以被寄予厚望,也是因其有望解決長期困擾數據安全和數據共享領域的兩大難題——信任缺位與能力缺失。

數據領域的信任缺位問題由來已久,數據使用者和數據主體長期處於對立面——數據使用者大肆收集、使用數據卻不具透明性,數據主體也希望只獲得服務而不付出數據,雙方始終無法達成利益共識。

這種窘境本質上是源於數據主體對數據使用的預期和現實之間的不匹配。國內隱私計算代表企業翼方健數 CEO 羅震就指出,數據利用包含規劃、採集、處理、使用與共享等環節,數據使用者是否能做好詳盡規劃、溝通解釋、有效處置等,都可能與數據主體的預期相去甚遠。然而,數據主體本身也未必對這些環節擁有足夠的理解和判斷能力。

因此,數據信託的原點和起點就在於建立信任。這一切入點也和全球數據業界提出的負責任數據(Responsible Data)理念相呼應,其主張以更具責任感的態度來獲取和利用數據,核心路徑就是讓數據使用者儘可能贏得數據主體的信任。

那麼,數據信託如何獲得數據主體和數據使用者的信任呢?數據信託的受託人是否已經存在,還是要重新創造?實際上,數據信託的受託人可以由現有的各類商業主體兼任或轉型而來,比如網絡運營商,各類互聯網平臺等。

這樣的轉型看似是要讓土豪大地主爲貧下中農打工,如同天方夜譚,但實際上卻有可能實現,原因就在於法律約束和利益驅動。

法律約束方面,歐洲 GDPR、美國 CCPA 成爲海外標杆,我國《數據安全法》已於 2021 年 9 月起實施,《個人信息保護法》即將實施,更多法律法規也在路上。合法合規的要求倒逼所有商業主體必須對數據承擔起責任,渾水摸魚的空間將不復存在。

利益驅動方面,各類商業主體可以利用自身平臺,在確保安全和隱私性的前提下大量撮合數據主體與數據使用者,爲雙方創造價值的同時也給自己帶來收益。這種利益捆綁的“三贏”局面一旦形成,商業主體自然就無法再承受“失信”成本。

當然,建立信任仍是前提基礎。對於數據信託來說,更重要的是要有專業能力確保數據的安全共享,真正釋放數據價值,這就離不開技術創新。

張小松指出,數據信託在技術層面需要從數據隱私保護、數據確權、數據追溯、權益可信分配等多方面提供更加全面、系統、可信的技術手段,重點研究的關鍵技術包括隱私保護數據發佈相關的隱私檢驗和脫敏處理、有效保證數據的可信性、數據流通與使用可追溯性的區塊鏈技術,以及隱私計算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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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私計算讓數據信託堅實落地

基於信任,發揮能力,能力越大,信任愈深。在數據信託的邏輯閉環中,如果說信任是支點,那麼能力就是槓桿。目前看來,能夠撬動數據價值的這根技術槓桿就是隱私計算。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計算機系教授宋曉冬表示,當前需用隱私計算技術來解決保護使用中的數據、控制數據使用、保護計算輸出不泄露等傳統方案無法保證的安全隱私問題。

被學界專家寄予厚望的隱私計算技術是一套讓數據實現“可用不可見”的技術解決方案,是一系列單項技術的綜合使用,包括源於密碼學的多方安全計算、同態加密、差分隱私,源於人工智能的聯邦學習,以硬件環境爲主的可信執行環境(TEE)以及擅於數據確權與溯源的區塊鏈技術等。

近兩年隱私計算技術已從實驗室走向商業落地,並迅猛發展形成產業,湧現出一批代表企業,其中有專注隱私計算的初創公司,有從網絡安全和大數據領域新開闢隱私計算業務的公司,也有互聯網巨頭的身影。其中,微衆銀行、螞蟻科技集團、翼方健數、華控清交被一些媒體稱爲國內隱私計算賽道“四小龍”。

隱私計算平臺的出現與繁榮無疑爲數據信託提供了堅實的技術能力,也讓隱私計算平臺有望成爲最稱職的受託人。隱私計算平臺的基因天然符合數據信託的要求,其最大特點之一就是實現了數據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分離,數據不出平臺就可被安全共享,釋放價值。如翼方健數就把自己稱爲“0 數據”公司,不觸碰客戶原始數據,只做數據價值的安全、長久輸出。

反觀傳統平臺企業,在處理數據的同時也會留存數據,把自己“餵養”成更大的數據島嶼,這種“先天不足”令它們需要付出更多時間和更大成本才能成爲令人信服的數據信託受託人。

“0 數據”屬性讓隱私計算平臺成爲數據信託受託人的潛質更具說服力,也更容易帶來回報。羅震在介紹翼方健數商業模式時表示,一方面翼方健數與數據源合作建立隱私計算平臺,服務接入平臺的各種主體;另一方面也會幫助它們與數據需求方對接。

他認爲,數據源不一定會從一開始就使用隱私計算平臺,但翼方健數希望先通過合作讓數據源感受到數據的價值以及隱私計算的安全高效,再幫助他們採用隱私計算的方式對接需求方,也就是回到前一種商業模式上。因此,兩種商業模式實際上緊密相關。

需要看到的是,隱私計算作爲“技術解”,並不能完全等同於數據信託。長遠來看,實踐數據信託需要更大範圍和更高層面的系統性規劃實施。即使是隱私計算平臺本身,也會經歷從各自爲政到大一統的融合過程。

翼方健數首席科學家張霖濤指出,數據生態需要有不同的參與者,數據提供方、需求方、服務方、監管方等重要角色從不同角度參與,完成生態進化,可以從單體平臺數據源,走向數據源間聯盟,最後完成計算和數據的互聯。

數字經濟發展至今,所有人都必須對自己和他人的數據負責。在此共識之上,數據信託和隱私計算爲構建未來負責任數據提供了完備的制度與技術能力,讓信任繼續以理所當然的、感知不到的,無需懷疑、驗證和確認的方式支撐起人類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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