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数字经济为抓手,需求侧和供给侧双管齐下助力经济回稳∣企鹅经济学

作者 | 陈维宣 腾讯研究院博士后

吴绪亮 腾讯研究院首席经济学顾问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战目前已进入关键期、胶着期和攻坚期,对中国经济产生广泛而显著的影响。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互联网前沿科技在疫情防控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后续在恢复经济发展这个抗击疫情的“第二战场”上,数字经济如何进一步发挥其独特价值,是当前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需要考虑的课题。

一、疫情对中国经济影响的结构化拆解

鉴于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国内外多家研究机构和经济学家纷纷下调 2020 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年度 GDP 增长率从 5.8% 至 6% 下调至 4.9% 至 5.6% 不等。但是,经济学家们的基本共识是,疫情的经济冲击是阶段性的和暂时性的,将主要集中在第一季度,不会改变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牛津经济研究所估计,中国一季度 GDP 增速将下降 2 个百分点;麦格理也预期,一季度 GDP 增长率将从 5.9% 下降至 4%。国内学者如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和望正资本全球对冲基金董事长刘陈杰等,按照三种假设情景,对疫情的经济影响进行判断。较为一致地认为,在乐观情景和基准情形下,一季度增长率将在 4%-5% 左右;在悲观情形下,一季度 GDP 增长率将更大概率地落在 4%-4.5% 的区间内。

疫情对经济的影响,需要从经济结构角度进一步拆解。 本次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既有需求侧的一面,也有供给侧的一面。二者有所区别又深度关联,其中,需求侧冲击容易被普通大众所感知,而实际上供给侧的影响更为“伤筋动骨”,需要给予更多关注。

在需求侧方面,由于受到城市封锁、交通管制、等公共防疫措施的影响,将会对第三产业中的批发零售、交通运输、文化旅游、住宿餐饮和影视娱乐等消费服务领域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相关企业目前在资本市场中已出现股价大幅下跌。即使考虑到疫情对必选消费品的冲击可能因网络购物得到较大程度的弥补,但是对休闲娱乐、文化旅游、住宿餐饮等可选消费品的负面影响在短期内是难以弥补的。据牛津经济研究所预计,一季度的实际消费将会受到 5.7 个百分点的影响,同比增速从之前预测的 6.8% 下降到 1.1%,即使此后出现反弹,预计年度增长率仍将放缓到 5%。

在供给侧方面,疫情的影响已经不可避免地从服务业延伸到制造业。伴随着多地延期复工,因停工停产造成的人工成本、房租成本、库存成本都会上升。据清华大学朱武祥教授团队估算,现金流中断和经营成本支出可能导致 85.01% 的企业的生存时间最多能维持 3 个月,约 58.05% 的企业年度营业收入下降 20% 以上,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工业生产等固定成本较高的制造行业都将受到严重影响。停工停产与经营中断可能导致订单合同违约、资金周转困难,部分体量较小、抗风险能力较弱的中小企业将面临破产倒闭的困境。尤为令人担忧的是,这种风险还可能沿着供应链和产业链上下及横向传导,连锁反应将可能引发局部性危机。

在供应链方面,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省份是湖北、广东、浙江、河南四省,在其工业结构中占比集中的行业多数集中在偏中游环节,如化工制造业、设备制造业等。产业链中游行业对上下游产业具有强烈的波及效应,既是上游产业的采购商,又是下游产业的供应商,因此,疫情对中游产业的冲击将会延产业链传导至整个经济系统。从目前来看,受影响最严重的三条产业链可能是:一是化工制造业链条,其冲击将同时沿产业链向下传导至纺织、橡胶、塑料、造纸等行业;二是计算机、通信和电子设备制造业链条,其冲击将同时沿产业链向下传导至仪器仪表等行业,并沿全球价值链向外扩散,苹果等美国公司关闭线下门店即是受此冲击。三是汽车制造业链条,其冲击将会沿产业链向上传导至金属冶炼加工业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同时也会沿全球价值链向外扩散,宝马、特斯拉等汽车厂关闭中国工厂,丰田合成等则在寻求转移替代。

二、当前政策重点是尽快出台具有高度针对性的结构性政策

关于疫情冲击下的经济发展政策应对,大多数学者和研究机构均寄希望于传统的政府宏观调控政策,预测并期望政府能够及时出台扩张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如降税、降准、降息等,以此来刺激经济增长。但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黄益平教授等少数经济学家注意到,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一种周期性调节工具,用于应对需求侧的周期性波动;而疫情冲击对经济增长而言是一种外生冲击,并不属于周期性的经济波动。此外,更需要认识到的是,疫情冲击不仅出现在需求侧,而且也发生在供给侧,不仅造成经济内部的产业结构失衡问题,而且也造成疫区与非疫区之间的区域结构失衡问题。因此,此时实施宏观调控政策将面临政策的适用性与有效性问题。

一是传统的宏观经济干预政策可能无法完全解决疫情带来的严重后果,“一刀切”的总量政策虽然在短期内对需求侧的冲击能够产生一定的效果,但是难以解决供给侧冲击和结构性失衡的问题。二是总量性货币与信贷政策是加强流动性的常规操作,在以往的实施过程中,就难以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在当前也将难以起到显著效果;同时,还可能会导致金融资源的错配,为后续结构性改革造成额外负担。三是由于政策实施过程中通常都会面临政策滞后效应,即从政策制定到全面实施再到产生效果,往往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在总量政策真正发挥效果时,疫情可能已经得到有效控制,经济局面逐渐好转并有力反弹,政策势必会推动经济增长偏离潜在增长率,导致出现经济过热的状况,这进一步提高了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

基于这一考虑,部分经济学家建议短期内不宜匆忙出台宏观刺激政策,总量政策不需要针对疫情这个外生冲击事件本身做出特别反应。由于我国经济本身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期,此时出台宏观强刺激政策不仅难以产生预期效果,甚至会给今后的结构调整造成困难。例如,降低利率等融资成本问题,这只对企业后续经营有影响,对当前稳定企业的生存并没有即时作用。

因此,当前的政策重点是尽快出台具有高度针对性的结构性政策,帮助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区域和行业的中小企业延长生存时间,避免出现大规模破产和失业。 在短期内有效抑制疫情冲击的持续蔓延,最大限度地降低对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的负面影响,解决企业的生存问题;在长期内提高企业内生发展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解决企业的发展问题,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同时,这也需要政策制定者理性认识疫情冲击与经济增长之前的关系,疫情冲击引起的增速下滑只是一个阶段性事件,现阶段的政策不能盯住经济增速是 5% 还是 6%,在疫情这种外生冲击下,增速数字不具有一般意义下的衡量标准。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经济增长的评价指标也应该从增长速度转向发展质量。

三、需求侧和供给侧双管齐下,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赋能价值

不管是需求侧刺激消费,还是供给侧促进增长,数字技术作为一项赋能技术,在应对疫情冲击和经济恢复发展方面均具有特殊作用,需要充分发挥其价值。

第一,在需求侧加速推动消费模式与商业模式的线上线下融合发展。一方面,继续鼓励传统的线下购物向线上转移,通过网络购物满足食品等必需消费品的需求。目前,根据富途网数据显示,网络零售指数已经恢复到春节前水平,一般零售和专业零售也已大幅回升。通过购物方式的数字化转型,有效冲抵了疫情对批发零售行业的影响。

另一方面,对于休闲娱乐、文化旅游、住宿餐饮等可选消费品领域,需要通过引导消费行为向线上转移,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具体而言,包括在线游戏、数字娱乐、网络订餐等新兴商业模式的发展,以数字消费和服务模式替代传统模式。

除此之外,对于具有公共服务性质的医疗、教育等行业,也需要加速推动智能诊疗、在线教育等的发展,满足疫情防控期间社会公众对医疗与教育服务的需求。通过消费与商业模式的数字化转型,扩大网络消费规模,推动消费结构的均衡发展。

第二,在供给侧加速推动企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据兴业银行首席策略师乔永远对 50 家企业的调查研究发现,数字化程度高的企业能够将此次疫情的负面冲击减少到最低。我们统计发现,在出台中小企业帮扶政策的 20 个省份中,已有 8 个省份提出支持推动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促进数字技术与智能技术的普及应用。

需要加快推动企业上云,将企业在信息技术领域的固定资本投资转换为可变资本投资。在短期内,降低企业的成本支出,缓解企业的现金流约束;在长期内,优化企业的成本结构,促使企业将更多的资金投向创新业务领域。

需要提升智能制造水平,推出云制造平台和云服务平台,发展适合中小企业智能制造需求的产品、解决方案和工具包。在一些高技术产业和能源化工等工业行业中,对生产设备和工艺流程进行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加大工业机器人的投入力度,推动智慧工厂建设,实现停工不停产。

需要在企业组织之间加快数字生态共同体建设,加大互联网平台服务和工业软件应用的推广力度,构建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互动的生产经营模式;在企业组织内部,加速推动在线办公等新技术的普及应用,推动企业组织管理模式变革,提高数字化运营与管理的比重。

第三,利用数字技术推动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如果说数字技术在需求侧和供给侧应用是对市场“看不见的手”的功能的强化,用于解决市场失灵问题,那么利用数字技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则是对政府“看得见的手”的力量的加强,有助于解决所谓公共治理失灵问题。

需要进一步加快数字政府建设。我们统计发现,在已出台应对疫情帮扶政策中,绝大多数政策内容都偏重于减轻企业负担、加大金融支持、稳定员工队伍等,在 20 个省份中仅有 6 个省份提出要加强数字政务服务平台建设,建立中小企业诉求回应机制,及时了解掌握中小企业复工复产的困难。这实际上更多地体现的是一种末端回应治理和救济治理,不利于提升国家治理效能,也难以满足中小企业的实际需要。因此,需要积极利用数字技术推动国家治理的重心前移,使其从末端、救济端前移到源头、预警端。

需要进一步加快智慧城市建设。此次疫情爆发暴露了我国在城市社会治理中的薄弱之处,尤其是因城镇化带来人口高密度集中和节假日使得人口大规模流动,进一步加剧了城市社会治理的负担。因此,智慧城市是城市规模化发展的必然选择。未来智慧城市建设的一个关键环节是在加强隐私保护的前提下,打通各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实现跨部门的数据共享,以基于大数据集成和大数据分析的数字孪生城市实现高效的协同治理。

本文发表于 2020 年 2 月 19 日《人民邮电报》,此处略有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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