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自下而上与新加坡的自上而下

近日,东京奥组委和国际奥委会一起表示:

奥运会将如期举行。__我们没有 B 计划。

同时,新冠肺炎感染患者数量却在日本节节攀升。

其中,大部分人的感染原因,都是被带病上班的人传染的。

中国人可能会感到无法理解。

但这对“过劳死”、“社畜”这些词的发源地日本来说,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任何东西,可以阻止日本人去上班。

新冠肺炎在日本的首位超级传播者,可能就是这位“社畜”——一名来自日本千叶县的 20 多岁的派遣员。

派遣员在日本的地位,和中国的临时工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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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名派遣员,从 2 月 2 日就开始发烧了。但他还是选择服用退烧药,坚持上班。
3 日到 10 日间,还数次搭乘了千叶东京间往返的电车。
由于一周后病情没有任何好转,高烧升到了 38℃,他只能再去看医生。
在这名男子的苦苦哀求下,医院才为得了“普通肺炎”的他进行了核酸检测。
终于在 13 日,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从这位派遣员发烧到被确诊,过去了整整 12 天。这期间,这名男子和普通人一样去上班。
千叶和东京间往返的电车,几乎是全日本最拥挤的线路,悲观者甚至预测:
感染者将达到 12 万人以上。
日本的自下而上与新加坡的自上而下像这名派遣员一样的社畜,在日本不是孤例。
还有许多和他一样,只要天不塌下来,都会去上班的人。

日本的自下而上与新加坡的自上而下为什么这些人,会不顾一切去上班?
因为,日本经济已经停滞了 25 年,全日本多达 37.9% 的劳动者,都属于非正式职员。
也就是说,将近四成的日本人,虽然有工作,但只是个朝不保夕的临时工。
虽然青年失业率,从 2003 年的 10% 下降到近年来的 3.6%。但拼命工作,已经刻入了每一个日本人的骨髓里。
带病工作不是值得称赞的事情,而是每个上班族的常识。
出版过《病由社会起——流感大流行的理由》一书的木村知医生,在 2011 年曾就流感在日本的大流行进行批评:
如果说大家把“就算发烧也应该努力地去公司上班是社会人的常识”这种想法认为是有问题的,并让“发烧还要硬撑着上班的人是根本没有社会人常识”成为主流想法的话,那流感就不会流行的那么严重了。
除了上班族们主观的想法,日本当前的硬件条件,也决定了日本不可能实施和中国一样的大规模隔离和收治。
全日本人口为 1.2 亿,但全国只有 1800 张负压病床。日本显然不具备在 1-2 周内,建造出有 2000 张床位的医院这样的能力。
比病床更迫在眉睫的,是日本的病毒核酸检测能力。日本国立感染病研究所,每日只能完成 300 件检测。
这导致了从 2 月 1 日就停在横滨港的“钻石公主号”邮轮,至今还没有完成对船上全部人员的核酸检测。
直到 16 日,厚生省在民间的抗议声中宣布,联合了民间检测公司和一些大学,使得全国每日 PCR 检测能力上升到了 1000 件。
实际上,日本从一开始就没有彻底封锁和停工停学的想法。
日本国立国际医疗研究中心国际流行病对策室课长忽那贤志认为,由于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的存在,使得隔离患者切断传染连锁变得相当困难,想要这个病毒在日本国内不流行,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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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根据已披露的病毒数据,对国内的传染过程做过预演:
不做任何干预的情况下,三周内患者数量会增加 300 倍,大约 3 个月后患者数量将达到顶峰(图中红线)。
如果在初期阶段用戴口罩、洗手、限制上班等措施,可以将感染的速度压制到一半以下,并推迟峰值的出现时间,有可能将患者的人数,减少到峰值的 1/3 左右(图中蓝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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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轴为时间(周) y 轴为人数

但从日本最近照常进行的万人裸祭、地方马拉松、传递奥运火炬仪式彩排来看,控制传染人数的愿望可能要落空。
12 周后达到发病人数高峰,此时恰巧正值奥运会前一个月。
只想和东京奥组委说:
还有 4 个月,现在做 B 计划还来得及! 近日,木村知医生又在推特发出感叹:
至今为止,我不知说了多少遍同样的话,甚至都为此出了一本书。__但是“想请假却无法休息”的社会,到现在仍然没有改变。__这一次遇到了 新冠肺炎,要是不借此机会,把这病态社会治好的话,那么下一次遇到新的病毒的时候,也只能是重蹈覆辙而已。
与日本自下而上的带病上班不同,新加坡的佛系,则是领导人带头倡导佛系,自上而下地实现。

李显龙通过公开讲话安抚民心,指出新冠肺炎在湖北外的病死率仅为 0.2%,而流感是 0.1%。
他也是首个在官方渠道宣称“新冠肺炎与 SARS 相比,更接近流感”的领导人。
讲话中李显龙反复强调,市民没有必要恐慌,也没有必要抢购食物。
新加坡不会封锁,也不会让人们待在家里隔离。
李显龙的这段话似有所指,但如果你仔细观看这个视频,会发现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滴水不漏,完全挑不出可以指摘的地方。
和口罩数量说出三个版本的大国官员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事实上,这种基本功对信奉精英治国的新加坡总理来说,如喝水一般简单。
新加坡有个诨名是李家坡,暗示李显龙是因为李光耀的长子身份,才能当上总理的。
实际上,李显龙本身履历之光鲜,不依赖他的父亲,光凭借他自身的实力,想要在新加坡谋得一官半职,也是轻而易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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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克伯格称赞李显龙总理是全球仅有的知道怎么写代码的政府领导人

李显龙本科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曾获得数学一等荣誉学位和计算机科学文凭。
他的导师 Béla Bollobás 曾经苦劝李光耀,让李显龙留在英国或美国做数学,他保证他儿子会成为世界一流的数学家。
李光耀却回答,如果他让自己的儿子留在国外,会让人们误解说新加坡是一个没有前途的地方。
李显龙虽然放弃了在数学上继续研读,但他去年圣诞节,还选择阅读陶哲轩关于考拉兹猜想的最新论文,作为消遣。
李显龙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获得公共行政硕士学位。肯尼迪政府学院是美国重要的公职人员培训基地和政府问题研究机构,还为世界各国培养了无数领导。
除了李显龙,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是肯尼迪学院的校友。
李显龙硕士期间就在 QJE 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能在 QJE 上发表论文,含金量是相当高的。
要知道,国内能在那种刊物上发表文章的,不超过 50 人。
很多高校凭那一篇文章,就可以评上 2 级教授。
精英中的精英——李显龙的弦外之音究竟是什么呢?新加坡制定佛系政策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我们或许可以从他手下的发言中得知。
新加坡贸工部部长陈振声在向基层解说口罩分发原则时的一段录音,被流传到网上,内容相当的直白:日本的自下而上与新加坡的自上而下

来源:星岛日报 新加坡部长揶揄 HK「低能」

将人们面对未知病毒时表现出的本能的恐惧形容为白痴,这位部长扑面而来的“精英”气质,让人窒息。
和精英气质格格不入的,是新加坡稀少的医疗资源:
相对于新加坡 570 万的人口来说,全国总计约 11000 张病床。
平均每 1000 人只有 1.9 张病床,只有武汉的四分之一,中国大城市均值的三分之一。
传染病床更是少得可怜,只有新加坡国家传染病中心里的 500 张。
新加坡的医疗资源,根本无法支持大规模隔离病人的措施。
经济上,也根本无法负担封城带来的负面影响。
新加坡是外向型经济体,2018 年新加坡进出口贸易总额高达 7840 亿美元,是 GDP 的 2 倍多(GDP 是 3642 亿美元)。
近日,新加坡下调了 2020 年的 GDP 增速预期,对本年度 GDP 增长预期的估计区间,从 0.5% 到 2.5% 下调至-0.5% 到 1.5%。
李显龙在近日的另一次采访里表示,疫情对新加坡的经济冲击非常大,可能持续几个季度,甚至可能造成新加坡经济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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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经济增速在 2019 年已创出新低

这样来看,奉行精英治国的新加坡,选择佛系抗疫显得合乎逻辑。
只是选择这条路,会是最好的一条吗?
新冠肺炎是否会像精英预计的那样,只比流感危险性稍高一些呢?
毕竟,病毒不懂精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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