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发生时,很多经济活动暂停了,主流的方法是着眼于“结果”来施策,进行经济刺激,把股价,就业水平和产出水平拉上去,使之恢复到合理水平。这种基于“总量”的思考角度是有问题的,本文将提出“自我调整能力”的视角来重新思考经济。

从“自我调整能力”的视角出发,经济复苏的关键是消除那些阻碍自我调整的因素,让市场尽可能自发地对疫情产生的供求变化做出反应。经济活动的暂停不等于市场调整能力的丧失。启动或增强市场的自我调整能力,消除阻碍自我调整的障碍,这才是有效的应对经济困境之道。

“自我调整能力”的概念之所以显得重要,是因为“经济”不是一个“总量”概念,而是一个“不断调整的结构”概念。当某些方面的需求下降了,但其他的需求会增加。比如在疫情时,如电子商务服务的需求增加了,某些医疗产品的需求增加了,当市场具有较强的调整能力时,人们需求的变化会得到更好的满足。一个经济体的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强弱,就在于其调整能力的强弱。

市场的自我调整高度依赖于价格,或者说,很大程度上,正是价格的灵活波动使调整得以可能。价格的下降对“经济”来说并不是坏事,不能对价格的变化做出响应才是坏事。如国际油价价格大幅下降和其他一些大宗商品的价格下跌,这对作为石油和大宗商品进口国的中国是巨大的商业机会,大量企业的生产成本可以降低。但是,企业家有机会利用这个低价去购买石油吗?还有,城市天然气的价格和电力的价格下降了吗?国内油价为什么在国际跌倒 40 美元就不下降?如放开企业家采购国际原油,放开垄断部门控制的价格,那么居民的生活成本会下降很多。

疫情确实造成了大量产品需求的下降,很多人会遭受损失,但是,假如市场具有较强的调整能力,对很多人来说,这种损失会减少很多。比如,在疫情中,商家会由于没有顾客而受损失,但这时假如房租的价格,能源的价格也跟着下降,那么他的损失不就减少了吗?还有,对购房者来说,如房价下降,那么他的损失也就少了;对开发商来说,假如地价下降,那么他们的损失也少了;对企业经营者来说,如税费等下降,那么他们的损失也下降了等等。如在上下游各个环节价格的变化都是灵活的,都对需求的下降做出响应,那么一个人的损失会由于上下游价格的同步下降而降低。

相反,当某些环节的价格受控制而不能调整时,它所造成的危害也是“全产业链性的”。比如控制了房价会增加了购房者负担,购房者负担增加,其他消费方面的支出减少,这样也就减少了商家的利益,这样一环扣一环,等于打击了整个产业。

在经济面临困境时,可取的经济政策是“放松管制”来增强市场的自我调整能力,而不是“经济刺激”。放松管制并不需要“投入”,这意味着政策的成本为零,相比之下,经济刺激是需要花钱的,并且花钱的效果也不一定好。

当经济陷入困境,收入下降时,减少支出才是一个人对市场做出的正确“响应”。但政府往往会做出相反的响应,即扩大支出。“经济刺激”并不是对市场信号的响应,而是对“政治正确”的刺激计划的响应。多花钱,投资项目多是政治任务完成得好,至于这种项目的后果,则不在考虑之列。这样的投资必然是低效的,会造成严重的浪费。

有人担心减少政府支出会使经济萎缩,加重危机,但这种担心其实是不理解经济学的表现:政府减少投资节省下来的资本可以被企业家投资到更为有效的方面,这不是浪费,而是创造真正的就业机会和产值。

除了价格控制外,福利制度也是阻碍市场自我调整的因素。因为有了福利政策,享受福利的人就失去了响应市场信号的激励,他们不需要去谋生,去重新选择,只要等着领取政府给予的保障就够了。这会使财政陷入困境,当政府没钱时,继续印钞或大幅收税,这样下去的结果是货币贬值,经济崩溃。必须指出的是,公共部门其实也是一种福利制度,如一个国家有庞大的公共部门,那么必然会阻碍市场的自我调整。

在经济面临困境时,我们需要担心的不是企业家,而恰恰是政府,因为企业家会自动地对困境做出响应,比如节省支出或转型,这也是企业家本性;相反,政府部门则比较惰性,难以对市场变化做出响应,从而构成阻碍经济复苏的因素。

如前所述,“自我调整能力”这一概念提供了复苏经济的新视角。在经济陷入困境时,我们思考的不应该是如何“刺激”,而是思考哪些因素阻碍了市场的自我调整,以及如何消除这些因素,以更好地让这种力量起作用。

疫情导致的需求下降并不意味着经济风险,相反,市场的自我调整受阻才意味着经济风险。市场的自我调整能力相当于人体的“自我免疫力”。正如防疫要更多地依赖于人自身的免疫力一样,经济的复苏也要更多地依靠市场的自我调整能力。破坏市场的自我调整,就如破坏了人体自身的免疫力,这将使经济面临更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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